1935年，弗洛伊德說，他在1912年就達到了精神分析工

作的最高境界。[1]他說：“因為我提出了兩種本能——性本

能和死本能假說，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1923年），我

對精神分析領域的貢獻已經達到巔峰�！�

1913年，卡倫·霍妮在柏林獲得了醫(yī)學學位，并在那里

接受了精神病學和精神分析學方面的培訓。1917年，她寫

了她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論文。[2]到1920年，她成為柏林新成

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教學人員中的重要成員。1923年，她

出版了一系列關于女性心理學的文章，[3]包括本書中的《女

性“閹割情結”的起因》。

弗洛伊德比霍妮大將近30歲。在她獲得生命中最富有

成效的訓練期間，弗洛伊德達到了人生的巔峰。弗洛伊德

在1935年做出的自我評價中，部分是由于一場“致命的

疾病”導致他異常痛苦，1923年之后，弗洛伊德的興趣

正在全面展開，最終在他的最后一本書《摩西與一神論》

（1939年）中發(fā)揮到極致：“在經歷了長達一生的周游

后，我的興趣從自然科學、醫(yī)學、心理療法回到了文化問

題中。這個問題在我年輕的時候就深深吸引著我，只是那

時年少，還不具備思考能力�！�

與人類一樣，科學與文化理論也有自身規(guī)律。周期和興

趣的變化反映出了一代代獻身其中的學者，同樣，在回顧

心理分析運動的發(fā)展史時，我們發(fā)現了解釋行為的不同的

出現方式。[2]在本書的序言中，我們將特別強調弗洛伊德和

霍妮關于女性心理學的相關理論。

天才很難超越他們自己已經建立的價值觀。需要另一代

人才能將這種根本性的飛躍推向科學的新范式，[3]塑造出新

的大一統(tǒng)的宇宙觀。

弗洛伊德是19世紀的產物，啟蒙時代孕育了個人對尊嚴

和理性的追求，科學世界觀的方法論在自然科學方面取得

了重大進展。雖然西方人仍然難以接受宇宙“日心說”，

但他們還是被達爾文的進化論所震撼。很快，他們就會面

對弗洛伊德關于無意識理論的挑戰(zhàn)了。

當然，弗洛伊德所生活的環(huán)境也更加直接地影響著他的

理論。他出生在奧地利摩拉維亞的弗雷貝格，那是一個被

排斥的少數民族，他在一個傳統(tǒng)的猶太家庭長大。在他的

家庭中，男人是一家之主，是上帝，而女人則處于次要地

位。在家里，他母親對他偏愛有加，這進一步證實了父權

制度的重要性。他生長在維也納時代，奧匈帝國和天主教

的腐朽衰敗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類似清教徒的虛偽和

諂媚也深深地影響著他。作為一個男性天才，弗洛伊德發(fā)

展出一種以男性為導向的心理學，他以解剖特征不變性為

基礎，“解剖決定命運”這一觀點由19世紀的教條和科學

方法論支撐。

弗洛伊德說：“心理分析是科學的一個分支，可以預

測科學的世界觀�！盵1]事實則被視為是與科學實驗相關的數

據。我們可以對事實進行觀察、測量以及客觀化，也可以

在具有可預測結果的可重復實驗中進行控制。實驗可以驗

證這些假說，假如假說都被公開證實，那么就可以將其稱

為公理。

19世紀的科學關注的是基于嚴格決定論概念的孤立封閉

系統(tǒng)。在受此思維影響的精神分析治療中，精神分析師和

患者居住的環(huán)境被認為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患者被認為

是弗洛伊德實驗研究結構中唯一的變量，并對他們進行了

治療。同時，患者作為一個孤立的客體，符合自然科學方法論。

20世紀的自然科學結構開始變得松散，并且可以接受不

同程度的決定論。同樣，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環(huán)境和患

者作為相互依賴的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19世紀，

美學、道德和精神價值觀并未受到科學的關注，因此不參

與精神分析的科學方法論，而到了20世紀，它們卻占據了

核心位置。

卡倫·霍妮出生在漢堡一個中上階層的新教家庭中，她

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母親是一位自由思想家。

在卡倫·霍妮十幾歲的時候，曾對宗教十分熱情，這在當

時的少女中很常見。她的家庭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很有保

障。她的父親（Berndt Henrik Wackels Danielsen）是挪威

船長，后來加入德國國籍，再后來成為北德勞埃德船運公

司的船隊隊長。小時候，霍妮與她的父親進行了海上長途

航行，從而激發(fā)了她對旅行的熱愛以及對陌生和遙遠地方

的興趣。她的母親（Clothilde Marie van Ronzelen）是荷

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