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阿拉伯思想家關于全球化討論的基礎上，可以得到如下代表性的結論：首先，阿拉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全球化是一種自我維持的過程，其開始于16世紀，發(fā)展成為一種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世界文明。在這種意義上，這種爭論差不多與羅伯森的全球化界定是一樣的。資本主義在信息技術中獲得了突破，其使個人和國家提高認知能力成為可能；其次，與馬克思主義阿拉伯思想家不同，大部分伊斯蘭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評價當前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現(xiàn)象，而沒有探索它過去的經濟史，以及全球化自開始以來影響世界的方式。一些學者使用術語“khususiyyah”或“真實性”以特指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或宗教特色與資本主義文明并列的真實性，換句話說，一些穆斯林思想家正視穆斯林教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間存在的問題。
　　上述不同觀點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仍存在差別。第一，民族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擔憂美國文化輸入到阿拉伯世界所帶來的惡果。兩者主張應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護阿拉伯文化免遭美國文化的有害影響。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全球化是一種自然的現(xiàn)代性的結果，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現(xiàn)代化目標的擴展；第二，伊斯蘭主義者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提出全球化的美國化，發(fā)出文化侵襲的警告，他們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國化或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對于這種聯(lián)系較少談及，因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文明比起美國化更具有普世性。他們爭論的主要問題并不是“文化侵入”，而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之間從19世紀以來不可分割的結構性和經濟聯(lián)系。然而，馬克思主義者確實相信當前全球化的主要參照物是西方世界。第三，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似乎更關注于全球化下國家的功能。正如賈邁勒，阿敏看到，在全球化下國家角色的減弱。從長遠來看，這種情況對于阿拉伯社會的福利是不利的。阿拉伯自由主義者并不認同這種觀點。對于他們來說，國家在全球化下已增長了其權威。第四，伊斯蘭主義思想家對于全球化和普遍性作了區(qū)分，他們把伊斯蘭的普世性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并列。他們寧肯相信前者而避開后者。這種并列類型的最終結果是資本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兩種不同形式在敘述上的沖突，或基于社會經濟關系之上的與基于在人的生活中真主居于核心的不同價值觀之間的沖突。第五，盡管少數(shù)阿拉伯思想家提出徹底解決由全球化帶來問題的方式，許多學者同意在阿拉伯國家之間建立堅固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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