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地域性——閩南文化源遠流長
　　無論在何種社會形態(tài)里，或任一歷史發(fā)展時期，教育與文化總是如影隨形，多為和諧共生，時常相互制約。教育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教育的內(nèi)容。直觀地說，教育是文化的組成部分，起著傳承與光大文化的作用。這傳遞當然不是無條件的，而是要對文化進行甄選和調(diào)適組合，教育隨文化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與社會文化、社會生活共生共榮、與時俱進。教育與文化二者不可分離：文化是教育的內(nèi)容，教育是文化傳遞、發(fā)展和傳承的手段。閩南文化是廈門教育萌發(fā)的豐沃土壤
　　閩南文化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淵源可上溯到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后。
　　在司馬遷編寫《史記》之前，關(guān)于閩南粵東的土著文化狀況，沒有任何文獻記載。人們一直認為，唐朝以前，這一帶是“蠻荒之地”，沒有任何文化，但近幾十年的考古成果卻反對這一看法。20世紀70年代，粵東閩南一帶陸續(xù)發(fā)掘出諸多浮濱文化遺址，說明商周時期遠離中原的東南沿海閩南粵東一帶的土著人已有發(fā)達的制陶業(yè)，擁有少量青銅兵器。2003年，漳州市龍文區(qū)朝陽鎮(zhèn)后店村樟山自然村虎林山遺址大量出土戈矛類兵器，其中三件青銅器都與軍事有關(guān)。兵器形式多樣，表明戰(zhàn)爭是當時的大事�？脊叛芯咳藛T認為，出土的青銅器很可能是通過部落與部落之間、部落與南方地方勢力之間的戰(zhàn)爭掠奪獲得的。土著人通過戰(zhàn)勝敵人、俘獲人員和戰(zhàn)利品快速而間接地吸收中原文化，這是中原文化進入閩南文化的途徑。
　　秦朝時在福建設置閩中郡，中原文化與閩南土著文化開始全面交流與融合。漢晉時期，大批中原民眾遷入，這是有規(guī)模卻不一定有嚴密組織的遷徙，中原文化開始成系統(tǒng)、分門類地進入閩南地區(qū)。到了晉唐，閩南地區(qū)的中原移民人口劇增，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政教管理體制日臻完善，閩南文化承繼中原文化并不斷發(fā)展，中原文化已深植于閩南民間。宋元時期，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啟航點和東方大港，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到泉州經(jīng)商，帶來伊斯蘭文化，閩南文化接觸到異域文明并與之交流、融合。隨著歐洲商人和傳教士腳步踏來，西方文化日漸傳入，閩南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繁榮。閩南文化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華文化的支流，而是有吸收、有接受、有取舍、有包容、有活力的一泓清流。世世代代閩南人不斷挖掘、弘揚、創(chuàng)造和固化，才有閩南文化的慧中和秀外。不尚故步自封的閩南人勤于左顧右盼，樂于兼收并蓄，終于采擷了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西方文化等外來文化的精髓，長出閩南文化體系中有新知、有生命的新枝。廈門處于閩南地區(qū)文化最活躍、最集中的交融區(qū)域。閩南文化具有多元一體的特殊表征，中華傳統(tǒng)文化為閩南文化的底蘊、主體，愉悅地多方位吸納南洋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的精髓。如，建筑文化中除以“宮殿式”古大厝、臨街騎樓為主流建筑外，也可見到中國傳統(tǒng)建筑、中西合璧建筑、阿拉伯式建筑、僑鄉(xiāng)特色建筑，這充分說明閩南人樂于接受外來的文化并與之相融合。閩南文化為廈門教育注入深耕和張揚的活力
　　廈門教育可以深耕，亦可張揚，閩南文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lǐng)域都有不凡之處，無論在宗教信仰、民間信仰方面，還是在建筑、戲劇、方言等方面，都盡顯其能。
　　閩南文化具有開放性、張揚性特征，這同閩南人多為中原漢族移民及“多向僑民”（閩南人移居國外，外國僑民留居閩南）息息相關(guān)，也與閩南海商文化發(fā)達有密切關(guān)系。閩南文化具有上承下傳、東西通連的雙重傳播特征，主體文化由中原傳播而來，融合土著文化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閩南文化，爾后又通過移民臺灣傳播到臺灣，通過移居國外的華僑華人傳播到國外。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本色地表現(xiàn)閩南文化自身的過去、現(xiàn)在及將來的表征。
　　以語言為例，閩南方言承自古漢語，古老而奇特，被學術(shù)界稱為“語言的活化石”。閩南方言保存了中古漢語和上古漢語的許多特點，保存了許多古漢語詞匯。在普通話和漢語的其他方言中，這些詞匯有的沒有，有的不用，有的少用，而在閩南方言中卻是基本詞。這是閩南方言突出的特點，是其區(qū)別于其他地區(qū)方言的重要標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海禁開放，英語、馬來語的相繼融入，使得閩南語言環(huán)境異彩紛呈，增加了語音的變化，豐富了詞匯的再生。
　　廈門教育根植于閩南這方土地，得以盡情吮吸著閩南文化的雨露，閩南文化的厚重積淀使廈門教育時時顯出不群之處，閩南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和開拓性，更使廈門教育盡顯秀外慧中的特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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