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歷史文化是擁有2500多年完整城市史的紹興的驕傲，更是整個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20年前，著名學者鐘敬文曾深情寫道，紹興，是幅員廣闊的祖國的一個行政區(qū)域，“它牽系著許多知識分子的心”（《紹興百俗圖贊》序，1997）。季羨林更包舉而言，“紹興大名垂宇宙，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建國首先必須重視文化、教育、科學、技術(shù)。在這方面，紹興古今人物都有一些貢獻。此外，更必須有熾熱的愛國主義熱情，紹興這方面也創(chuàng)造了中華民族的驕傲”（《紹興百鎮(zhèn)圖贊》序，1997）。在更早出版的《浙江十大文化名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合撰該著的我省著名學者蔣祖怡、沈善洪、王鳳賢還將出自傳統(tǒng)紹興地區(qū)的王充、陸游、王陽明、黃宗羲、蔡元培、魯迅六人列入浙江十大文化名人之中，紹興文化名人竟占了浙江全省的一半以上。2000年竣工的北京中華世紀壇，根據(jù)長期以來的社會共識，用青銅鑄造了40尊中華文化名人像，其中王羲之、蔡元培、魯迅、馬寅初4尊都來自紹興地區(qū)。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fā)表的講話談到中華民族幾千年發(fā)展史上的25位“思想大家”中有4位（王充、王守仁、黃宗羲、魯迅），百年來開創(chuàng)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9位“名家大師”中有2位（范文瀾、馬寅初）來自傳統(tǒng)紹興地區(qū)。這些都足以說明，紹興歷史文化是浙江文化的根脈所在，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對紹興歷史文化的研究，已經(jīng)走過兩千多年歷程，積累下豐厚的學術(shù)資源。
　　畢生研究紹興歷史文化、本身也是當代越地杰出文化名人的陳橋驛先生，曾梳理紹興歷史文化的研究史并指出，對紹興歷史文化比較自覺的研究始于東漢初，“唯一一種由先秦越地越人寫作的是《越絕書》，此書經(jīng)過東漢初人的整理補充而流傳下來，價值甚高。此外，東漢初人研究越文化的著作還有《吳越春秋》和《論衡》，也都有重要價值。東漢以后，由于種種原因，越文化的研究者和成果很少。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若干學者以新的思維和方法研究越文化，其中顧頡剛的研究成果具有創(chuàng)見。最近20年來，越文化研究出現(xiàn)高潮，許多研究成果相繼問世”（《越文化研究的回顧和展望》，2004）o這主要是基于本土學者的比較簡略的考察。將視野放開一點可以看到，西漢早期，偉大的史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從史學角度建構(gòu)漢代大一統(tǒng)國家意識文化時，就對紹興歷史文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其《史記·太史公自序》《越王勾踐世家》《貨殖列傳》及《夏本紀》，就對紹興人民的精神圖騰大禹及紹興歷史文化的燦爛開篇——越國時期的重大軍政、經(jīng)濟和文化建樹進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考述。他旗幟鮮明地贊美：“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司馬遷十分精準地挖掘出紹興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的兩大要件——事功精神和愛國傳統(tǒng)，至今仍有啟迪價值。兩漢以后，六朝時期越國故地的土族文化精英出于在南下北方士人面前張揚本土文化的需要，通過撰寫大量地志著作，成為紹興歷史文化研究新的主力。唐、宋、元、明、清各代，紹興歷史文化其實也都有相當一批熱心的研究者。正是基于這些豐厚的積累，進入20世紀，人們才看到一系列“亮眼”的動作，如1910年12月20日，魯迅致信好友許壽裳，以“開拓越學，俾其曼衍，至于無疆”共勉；并身體力行，花費相當大的心血整理《會稽郡故書》等紹興歷史文化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