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錢理群

《世故人情》這個題目是從朱自清先生那兒偷來的。據(jù)朱先生在《語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說，他原先計劃著將及其他這部分寫成一本書，原就想命名為《世情書》。所謂世情，顧名思義，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講世故人情而能變成及其他，這本身就很有點意思。記得在文革中，報紙上在報道出席會議的一大堆要人顯貴名單之后，往往帶上還有某某某這樣一句，這還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帶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類的意思。如此說來，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經(jīng)（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價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細細想來，也確乎如此，三五好友，難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亂侃一通，除了聊天（氣）之外，可不就要談世情。這類話題，于人生閱歷之外，往往透著幾分智慧，還能逗人忍俊不禁就像人們一聽到還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說法，這背后，甚至還暗含著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兒。這就進入了一種境界，我們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實在說，散文（小品）本來就是侃大山的產(chǎn)物。閑談絮語中的智慧、風趣，連同那輕松自如的心態(tài)，都構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顯示其本質(zhì)的。五四時期，人們給深受英國隨筆影響的小品文下定義時，即是強調(diào)小品文是用輕松的文筆，隨隨便便地來談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選·序》）。把這層意思化為正兒八經(jīng)的學術語言，我們可以說，對于中國現(xiàn)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發(fā)微，開掘，剖析，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小品文與作家所生活的現(xiàn)實人生的基本聯(lián)系方式之一；自然，這是一種藝術的聯(lián)系：不僅決定著藝術表現(xiàn)的內(nèi)容，而且決定著藝術表現(xiàn)的形式。您瞧，經(jīng)過這一番學術化處理，世情書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轉(zhuǎn)化為入流：兩者之間，本也沒有嚴格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種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這可是咱們中國人的特長。有人說，中國這個民族不長于思辨，藝術想象力也不發(fā)達，卻最懂世故人情，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們通常對人的評價，很少論及有否哲學頭腦，想象力如何，而說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達人情，都是以對世情的把握與應對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為標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無論是孔孟儒學，還是法家、道家，對世故人情體察之精微、獨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書》里，就曾經(jīng)贊嘆韓非《說難》《難言》那些文章對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樣的精密，以為他那樣分析手腕，出現(xiàn)在二千多年前，總不能不說是一個驚異。魯迅在研究中國小說史時，也從中國明、清兩代的小說中，發(fā)掘出了人情小說這一種小說類型（流派）。他評價說，這類小說常描摹世態(tài)，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朱自清先生所謂世情書或許就源出于魯迅也說不定。當然，也不妨說，這是英雄所見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時注意到（或者說努力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這個事實本身就是發(fā)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說過，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結(jié)晶出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世故人情。歷史進入本世紀，急劇的社會改革導致人心大變，縱橫捭闔的政治斗爭的風云變幻，更是逼得人們必須深諳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維方式的簡單化、直線化，認識與現(xiàn)實的脫節(jié)，甚至可能帶來滅頂之災。著名散文家孫犁在收入本書的《談迂》一文中，就說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諳世情怎樣備受磨難。這是一個毋庸回避的事實：中華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學會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為中國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無妨請他先想一想我們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世情書背后的血的驚心與淚的沉重是不應該忘記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極端：時時處處念念不忘，沾滯于茲，無以解脫，也不會有世情書的產(chǎn)生。朱自清先生曾說，《左傳》《戰(zhàn)國策》與《世說新語》是中國傳統(tǒng)中三部說話的經(jīng)典。應該說，《左傳》與《戰(zhàn)國策》里都包含有十分豐富的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但它們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都不是我們所說的世情書。真正稱得上的只有表現(xiàn)了魏晉清談風的《世說新語》。這里的關鍵顯然在說話人（作者）主體的胸懷、氣質(zhì)、心態(tài)、觀照態(tài)度。魯迅嘗說魏晉風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脫的一面。通脫即是隨便，如果說玩世嫌不好聽，那么也可以說是豁達。所謂豁達，就是看透以后的徹悟。這既是徹底的清醒，又是一種超越，另有一番清明、灑脫的氣度。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幽默這是更高層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層次的人生的審美的境界。在我看來，真正達到了這一境界的，魏晉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當然，兩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義精神的影響，科學民主的現(xiàn)代觀念已經(jīng)內(nèi)化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們卻又身處于中國傳統(tǒng)習俗的包圍之中，內(nèi)心要求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強烈反差，使他們不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適應，覺得像穿一件潮濕的內(nèi)衣一樣，渾身不自在，而且時時處處都會產(chǎn)生荒誕感。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誕性的清醒的自覺意識，因此，它是刻骨銘心的，說出來時又是盡量輕松的。但敏感的讀者自會從那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的語氣中體會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撻中國文化與中國國民性的某些弱點，一面卻又在進行著自我調(diào)侃，而恰恰是后者，使這類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那樣火氣十足，鋒芒畢露，而別具婉而多諷的風致，這又在另一面與中國傳統(tǒng)的美學風格相接近。讀者只要讀一讀收入本集的豐子愷的《做客者言》、林語堂的《冬至之晨殺人記》、梁實秋的《客》，就不難體味到，五四這一代作家筆下的世情書中的幽默感，產(chǎn)生于現(xiàn)代理性之光對中國傳統(tǒng)世相的映照，其現(xiàn)代性是十分明顯的。

幽默里本來也多少含有點玩世的味道在參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這里好像也有個線，玩世過了頭，就會變成幫閑以至幫兇。這在中國，倒也是有傳統(tǒng)的：魯迅早就指出過，只講金圣嘆的幽默，未免將屠夫的兇殘化為一笑，從血泊中尋出閑適，是根本不足取的；也還是魯迅說得對，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書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處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間的分寸，也即是適度。從人生態(tài)度上說，則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實際的幻想，又積極進取認真，保存一顆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調(diào)侃語調(diào)底下內(nèi)蘊著幾分憤激與執(zhí)著，形成了這類現(xiàn)代世情書豐厚的韻味，其耐讀處也在于此。讀這樣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樣放冷箭、說俏皮話，你都能觸摸到那顆熱烈的心，感受著那股叫真勁兒，這也是構成了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學的時代個性的。

1989年1月10日初稿

1990年1月1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