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非常榮幸，能給大家介紹唐納德·溫尼科特醫(yī)生所寫的這本書。他寫了這篇私密而令人著迷的臨床文獻，并把它擱置了好幾年，直到現在才決定把它呈現給所有讀者，而不僅僅給克萊爾·溫尼科特（Clare Winnicott，是溫尼科特的第二任妻子）和他曾經治療過的小患者的父母看。

　　1971年，溫尼科特去世前一年半，在他特別安排的一次會面中，我得知了這本書的手稿。從1969年夏天起，我就與他討論過這本書的綱要，并在隨后的通信中為這本書的出版提供幫助。如果他有時間修改某些段落并擴展幾個簡短的注釋，這本書的內容將更為完備，也更符合溫尼科特最初為其設定的格式和風格。然而，即使存在這些缺憾，這份記錄在臨床工作中仍然是一個罕見的、無價的案例，充滿了智慧和說服力，充分展現了作為最具創(chuàng)造力和最杰出的精神分析治療大師之一的溫尼科特醫(yī)生在臨床工作中的理論和專業(yè)功力。

　　對那些可能沒有接觸過溫尼科特的讀者，我在這里簡單介紹一下他的成長背景。溫尼科特的父母是地道的英國人，他在舒適的環(huán)境中長大，20歲出頭就獲得了行醫(yī)資格。此后他以兒科醫(yī)生的身份開始了自己的職業(yè)生涯，在倫敦帕丁頓格林兒童醫(yī)院工作了大約40年，在此期間，他接診過大約6萬名母親和兒童。

　　在開始兒科工作后不久，溫尼科特接觸了歐內斯特·瓊斯（ErnestJones），后者建議他接受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Strachey）的精神分析方法。關于那些歲月，溫尼科特寫道："當時我剛起步，是兒科咨詢醫(yī)生，你可以想象，這是多么令人興奮的一件事，通過無數的病例記錄，從沒有受過指導的家長那里，可以得到所有人都需要的精神分析理論的實證，這些理論通過我自己的分析開始對我有意義。那時候，還沒有其他精神分析師也是兒科醫(yī)生的先例，所以在二三十年的時間里，我是一枝獨秀。"

　　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溫尼科特享譽國際，聲名遠播。他沒有建立學校，也沒有帶領一群追隨者傳播他的教義，而是以謙遜而直接的方式，以簡單而獨特的風格，以著述與講座的形式，將精神病學和精神分析方面的專業(yè)知識結合案例做翔實呈現，廣泛地為父母、教師以及所有為兒童提供護理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列示令人信服的論證。溫尼科特以對人性科學的貢獻而留名史冊，因為他發(fā)現了人類成長和自我實現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人們一直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到目前為止，溫尼科特出版的書籍和論文的參考書目有190種（見《成熟過程和促進性環(huán)境》中列出的清單）。僅僅是對這些巨著的主題加以簡單介紹，也足以寫滿一整本書。馬蘇德·汗（Masud Khan）為最新出版的溫尼科特論文集《從兒科學到精神分析》（倫敦，霍加斯出版社，1975年出版）寫了序言，序言中我們看到他對溫尼科特在兒童心理和精神分析領域所做貢獻的精辟闡述。

　　唐納德·溫尼科特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之一，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里，他也是我的朋友和咨詢師。我習慣于每次去歐洲參加國際精神分析大會都經過倫敦。1969年6月，我寫信給溫尼科特，想知道在我們前往羅馬的活動之前，他是否有時間見我。他立即回復說，等我到達倫敦之后選個晚上見面。

　　但就在同一天，我收到了隨后的另一封信，信中說：

　　"我有些'驚喜'要告訴你，7月22日下午2：30-4：15，你要在所有參會者面前督導我！

　　"事情是這樣的，因為身體原因，我的一些學生不得不在別處接受督導，而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能提供很好的案例讓我督導的學生。所以，我已經請求主辦方允許我用被督導的方式報案例，而我請求你來做我的督導師。

　　"我將用一個小時來報告一個兒童精神分析的案例，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分析，但這個案例應該引起討論。我滿懷熱情地期待著這次經歷，等我們見面的時候，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告訴你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我特別希望你能答應。"

　　我到達倫敦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克萊爾為我們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溫尼科特告訴我，我們將在7月22日參加一個會前活動，這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主辦的科學項目會的一部分。當我問他有沒有什么資料可以讓我讀一下，以了解將要督導的案例背景時，他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勸說我不需要花時間準備，我也不要用他將要陳述的內容以外的任何素材來擾亂思路，就以他的陳述內容作為我督導評論的基礎，并在會議上引導公開討論。在一陣閑談后，他還是遞給我一份完整的案例報告，又說，他還沒有決定要把其中的哪一部分拿出來督導。

　　說實話，我很擔心自己在會上讓參會者失望，因為他們沒有如之前期待的那樣看到溫尼科特做督導，而是看到他被督導，還是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同行來督導。于是，回到旅館后我就匆忙地翻閱手稿，想盡量了解它的內容，思考如何引導現場的討論。然而手中的案例讓我很快消除了擔憂，我仿佛無意中發(fā)現了一個寶藏，抑制不住的興奮和喜悅使我急切地期待著會議開始。

　　此刻您手上的這本書，就是那個案例的資料原文。

　　會議開始后，大圓形劇場的座位都坐滿了，遲到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但他們也感到很滿意。在登記參加會議的名單中，與會者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學家，只有少數來自英國，因為會前的科學項目主要是為海外參會者準備的。

　　在解釋了為什么他不打算自己督導，而是由我來督導他之后，溫尼科特謙遜溫柔地介紹了這個個案，并介紹了他在第一次治療期間所做的工作。隨后，有一個問題被集中討論，即溫尼科特所稱的"按需應變的心理分析"的治療方式是否屬于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

　　溫尼科特回答說，請大家把注意力聚焦到他對移情和無意識的處理上，而不是集中在對分析情境的安排和治療的頻率上。這時，一位不耐煩的聽眾低聲說："如果質疑這種工作方式不是精神分析的話，為什么'小漢斯'的案例.仍然被認為是精神分析文獻中的經典之一？"

　　溫尼科特在這本書中也介紹、討論了"按需應變"這種治療方式的優(yōu)點。事實上，溫尼科特在1958年就已經表明了他對精神分析定義的看法，當時他說：

　　"我一直被邀請定義什么是精神分析治療，為了平衡這一點，一位同事被邀請去定義個人心理治療。我想我們都以同樣的問題開始：如何區(qū)分兩者？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法作出區(qū)分。對我來說，問題是：治療師是否接受過分析訓練？"

　　"與其將我們的兩個學科進行對比，不如將這兩個學科與兒童精神病學的學科進行對比。在我的臨床中，我已經用兒童精神分析治療了數千名這個年齡段的兒童（潛伏期）。我（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分析師）給數百人進行了個人心理治療。我也給一定數量的這個年齡段（12～20歲）的孩子做精神分析治療。邊界是如此模糊，我無法準確說出兩者的差異。"

　　幾年后（1962年），他再次談到這個話題時說："我喜歡做分析，我總是期待每次分析的結束，為分析而分析對我來說毫無意義。我做分析是因為這是病人需要做的，如果病人不需要分析，我就做別的事情。在分析中，有人會問：一個人可以被允許做多少次治療？相比之下，在我的診所里，座右銘是：需要做的分析少之又少。"

　　他在同一篇論文的結尾寫道："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解釋的心理機制屬于精神病類型的精神障礙和個體情緒階段的原始階段，我們在標準技術實踐中的目標就不會改變。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繼續(xù)用移情的方式來描述原始的意識，那么我們就是在練習分析；如果不是，那也是在練習一些我們認為適合的東西。難道不是嗎？"

　　伊沙克·拉姆齊（Ishak Ramzy，M.A.，P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