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錫勇與《連環(huán)帳譜》
　　中國會計界獨特的怪現(xiàn)象是：近百年來，各種不同的記賬方法，前赴后繼地粉墨登場，合成一股潮流，與借貸記賬法分庭抗禮。借貸法究竟得罪誰了？
　　依筆者看來，其最大問題是在記賬符號上：任何一個初學者，只要試圖理解“借／貸”，便只有一個“暈”字，越是用功，反而越想不明白，唯有不去想它，才能好過些。讀者諸君捫心自問，必然同意此說。有人以為，在大學、研究所的學者總該大徹大悟吧，其實拿了博士、當了教授也不過是多年媳婦熬成婆，繼續(x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一代代中國會計人便是這樣昏頭昏腦地成長起來的！肯定是在哪里出了問題，讓我們回顧一下復式簿記的引進歷史吧。
　　史料告訴我們，第一位將復式簿記引入中國的，是蔡錫勇先生（1847--1898）。蔡氏字毅若，福建龍溪人，早年以各科成績俱列優(yōu)等畢業(yè)于北京同文館，曾隨清廷首任駐美欽差大臣陳蘭彬（荔秋）赴美任譯官、參贊，回國后旋被兩廣總督張之洞羅致入幕，任洋務局委員。這是一位值得大書特書的才華橫溢的人物，上海外國語大學葛繼圣教授有過專門研究，在臺北《珞珈》上發(fā)表過《中國近代史上十個第一的蔡錫勇》，筆者所見到的是另一文章《中國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長、中文速記首創(chuàng)人——蔡錫勇》（《廣西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故此，不惜多用些筆墨摘抄該文，以饗讀者。
　　根據(jù)葛繼圣教授的文章，我們已知蔡氏至少有三個第一：中國速記創(chuàng)始人，引進西方復式簿記的第一人，中國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長（武漢大學前身“自強學堂”總辦，自強學堂比北京大學前身的“京師大學堂”早5年創(chuàng)立）。清末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對其手下干將蔡錫勇極為賞識和重用，在上奏清廷的《蔡錫勇留粵補用片》中稱：
　　“粵東官吏，結識洋人者甚多，而講求洋務者甚少。向來號稱熟悉洋務者，非學識粗淺，即品行猥雜。唯蔡錫勇，志向端謹，才識精詳，因專派充當洋務委員，承辦各事，均能深明大體，動協(xié)機宜，實為辦理洋務不可多得之人……”
　　在《保薦蔡錫勇片》中，張之洞的評價是：
　　“該員深通泰西語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葛注）測算、機器、商務、條約、外洋各國政事，無不詳究研詢，屬通達事務，體用兼賅。臣所見辦理洋務之員，其才品兼優(yōu)，事事著實，實無有能出蔡錫勇之右者……”
　　蔡錫勇因此奏折而獲“賞二品頂戴”，從當今“縣處級”只換算為當年的“七品”，自可想象其位高權重。令人稱奇的是，在繁忙的洋務工作之余，蔡錫勇居然還能潛心于“他山之石”的研究。他是毫無爭議的中國速記第一人，他寫道：
　　“余昔隨陳荔秋副憲出使美、日、秘三國，駐華盛頓四年，翻譯之余，時考察其政教風俗，嘗觀其議政事，判詞訟，大庭廣眾，各持一說，反復辯論，雜沓紛紜，事畢各散，而眾論異同，業(yè)皆傳播，記錄稠疊，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繼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種，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師承各異，然皆能筆隨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揮，率每分鐘能作二百余字……”
　　回國后，蔡錫勇在研究古今音韻學的基礎上，寫出中國最早的速記著作《傳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書局鐫印出版，并在由蔡錫勇兼任“總辦”的自強學堂中進行教學。此后，其子蔡璋應清廷征召擔任資政院速記學堂總教習，為中央、省、縣各級議會培訓速記人才。從清末資政院、民國北洋政府國會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發(fā)明的中文速記術開創(chuàng)我國早期速記運用的范例，蔡璋本人還三任速記長。現(xiàn)在，每逢8月8日中國速記節(jié)，速記界都要紀念這位中國速記創(chuàng)始人。
　　蔡錫勇早年在國外任職期間，也發(fā)現(xiàn)西方國家的政府機關、金融機構以及工商企業(yè)均普遍采用復式會計制度記賬方法，其嚴密、科學、實用性均遠勝于我國舊式四柱賬法。于是他在創(chuàng)造中文速記術之后，工余又埋首鉆研西方復式會計制度，終成《連環(huán)帳譜》，書稿殺青后未及出版，蔡錫勇便去世了。1905年，始由其子蔡璋校訂后由湖北官書局鐫印出版。
　　在《連環(huán)帳譜·連環(huán)帳凡例》中，蔡錫勇指出：
　　“連環(huán)帳譜創(chuàng)自意大利國，歐美兩洲經商者無不效之，其妙處在一收一付，一該一存，凡貨物出入，經我手者，必有來歷去處。我該即彼存，彼該即我存；我收即彼付，彼收即我付；無彼我之可指者，如買物，則物該銀款，銀款存某物，所謂連環(huán)也。……結帳時，所該必與所存相符，如有不符，即是錯誤，亟須查明更正。”（轉引自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下冊320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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