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雜文于我，在開始時，是有趣的事；無趣的事，則不可能持續(xù)至今。1987年，在報社'-3編輯的同學找到我，命我開雜談專欄，我說忙，不想寫；她說“你再不寫，以后就不會寫了”。我翻然醒悟，大學畢業(yè)后就沒寫過雜談，真有些手生了。當時晚報僅四開四版，版面金貴，我不敢拂朋友美意，也不敢給人家添麻煩，于是寫了三個不同樣的，分別叫“張非”、“李非”、“吳非”，讓編輯自選。沒想到兩天后專欄已開張，登的是署名“吳非”的那篇，從此不便改名，一直用到今天。
　　后來的經(jīng)歷與感受，與其他作者大致相同，沒什么特別之處。我想，雜文于今，不過是變著法子說些真話。說真話需要動腦筋，是對入的侮辱，然而也只能如此。常翻看收到的各種雜文集，發(fā)現(xiàn)多年來雜文作者不厭其煩翻來覆去探討的、那些有可能令編輯為難的話題，在世界的絕大多數(shù)地方，不過是小孩子都明白的常識。我于是懷疑，我們是不是浪費了母語的滋養(yǎng)。我讀雜文，是看聰明人怎樣發(fā)現(xiàn)，看高明人如何幽默，看雜文家和報刊編輯們的生存智慧。
　　近年來，我更關(guān)注教育問題，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仍然缺乏懷疑與批判的精神，仍舊缺乏自由表達的激情，那么我們民族的未來將仍然缺乏創(chuàng)造力。作為教師，我只能這樣明明白白地說出來。
　　翻檢這些舊文，并無特別的感受，水平不高不能歸咎于環(huán)境，無愧于心的，是這么些年，沒有違背意愿去寫。
　　是為序。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