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后記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其著名的文明沖突論假說的時候，在不同文化內部曾遭到了廣泛的質疑。但此后世界所發(fā)生的變化，卻至少證明了沖突的廣泛存在，而歷史也還遠未終結。無疑的，許多沖突有意無意地菜取了各自文明的標簽，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預言，乃至于在這一理論提出近三十年的時候，除了某些一廂情愿的文字游戲，對這一理論的質疑少了起來，至少是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理論質疑。但許多時候，人們很容易忽略文明往往是凝聚人心的策略，在文明的宣示背后，是否還是亨廷頓想象中的那種含義。譬如，至少就近兩三百年來的世界格局而言，譬如法德與日蘇的崛起，乃至后世的某些形態(tài)，都有著相類的精神結構，而英美則近乎一脈相承。在這些較長時段的變化中，文明也未嘗沒有起作用，但其差異性卻非主導性的。而在最近所見到的美國社會政治內部的撕裂，乃至于因此分別與世界上的其他勢力相互呼應，便遠遠超越了文明沖突的范圍。文明在很多時候只是一種想象，不僅無法掩蓋其內部的巨大分裂，而且具體集群或國族背后的精神結構往往才真正決定著彼此之間的縱橫捭闔。也正是因此，探討文明之所以為文明便仍然是理解一個沖突世界的前提。
人類假如說在這個宇宙中有什么特殊性，那么至少可以說，相對于可見世界的動植物而言，人類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這種能力因為不同的機緣，塑造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并因而形成不同的知識體系，乃至最終形成各式各樣的文明形態(tài)。因為文明形態(tài)的歧異，于是產(chǎn)生了文明與野蠻之別，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夷夏之辨。早期人類的頭腦還沒有那么僵固，因此所謂夏大體是指那些既在思維上最早發(fā)生自覺，而又能表現(xiàn)于對環(huán)境和人群予以整合的族群。前者是體，后者則是用。夏本來便是大之意，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也便是夏朝。同樣，在地球上較早成為并保持其地區(qū)中心之夏的幾個區(qū)域，譬如古代兩河流域、恒河流域、黃河流域、地中海地區(qū)，都在近幾千年內相對于周邊文明保持了內外兩方面的優(yōu)勢。于是，每一文明其實都把自身的思維方式與知識體系理解為常道。對于華夏文明而言，這一常道便被稱作經(jīng)學，經(jīng)者，常也。
在這個意義上說，文明的巨大沖突，在根本上只是思維方式的沖突，而這種沖突在文明開啟之際已經(jīng)開始。每一種因為各自的成功而形成的文明，毋寧說都是最初文明沖突的勝利者。譬如，知性思維盡管在古希臘世界取得了其徹底的明晰性，并在近代科學的發(fā)展中大放異彩，但知性思維本身作為一種普遍性思維，同樣存在于其他所有文明之中，只是沒有取得真正的統(tǒng)治地位。對超越性存在的信仰也是如此，但只有在猶太文明即一神教中才找到其徹底性。至于經(jīng)學思維，即以德性的分有方式理解宇宙的這一思維形式，則在華夏文明中達到其徹底性，而在其它文明中盡管只是隱含的存在，但卻從未缺席。人類思維的這一特征，也就是我們在《發(fā)刊詞》中所說的人類知識體系的交攝互遍。中印兩希，每一知識體系都是普遍的，但卻各自顯現(xiàn)總體宇宙的一個維度。只不過世界何以因此恰好顯現(xiàn)為這些不同結構的有機結合，迄今仍然是一個謎。但因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一個科學家可以同時信仰佛教、道教或印度教，以及存在徐光啟、李之藻這樣的基督徒儒者。就像一位藝術家同時也可以是一名高明的科學研究者。文明間的沖突有時還不如文明內部的斗爭來得慘烈，這一點只消一瞥歷史上的各種宗教或世俗戰(zhàn)爭。只不過世俗社會的人類，往往不愿承認這一事實，于是常常以文明為理由來替各種沖突文飾。躲在文明形式的背后， 常常成為某種權力或精神結構拒絕改變且又心安理得的法門。文明的存在固然是客觀事實，但卻未必所有自我宣示的文明都如其所是。
鄧秉元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