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前言
賀方嬰

維柯（1668—1744）被稱為“有史以來西方思想史上最為神秘的哲人（the most enigmatic philosopher）”。童年的維柯特別淘氣，據(jù)他親撰的《維柯自傳》記述，7歲時，他意外地從樓頂摔下來，差點丟了命。休養(yǎng)整整三年后，淘氣的維柯在學習上開了竅，一路名列前茅，提前進入耶穌會辦的中學，師從多位耶穌會導師。。
中學畢業(yè)后，維柯給一個主教的兩個侄子做了9年家庭教師。在這段他稱為“幽居生活”的時期，維柯讀了大量古希臘羅馬經(jīng)典作品以及晚近的新派學人著作。1694那年，他從那不勒斯大學畢業(yè)，獲民法和教會法博士學位。30歲那年，維柯競聘為那不勒斯大學拉丁修辭學教授。
40歲時（1708），維柯決志寫一部大著，擬名《關(guān)于人類原則的新科學》，這個書名宣示了維科的抱負，即確立“一門可以與自然科學相匹敵的有關(guān)政治的科學”。這一志向直到他57歲那年才實現(xiàn)：1725年該書首次出版時，書名是《關(guān)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門新科學的原則，憑這些原則見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體系的原則》（簡稱《新科學》），距離維柯著手寫作此書已然過去17年。
可是，在直到去世的近20年里，維柯仍不斷修改《新科學》，共修訂了九版，今人看到的是他去世后才付印的第三修訂版（1744）�？梢哉f，維柯的《新科學》是未定稿，正因為如此，“天才的洞見”與“膚淺”的看法才雜糅在一起，文本甚至有相互抵牾的“混亂”。面對時代給出的思想難題，維柯的思考歷程具有不斷自我修改的特征。
沃格林一生的思考與維柯非常相似，這不僅指他的寫作歷程同樣多次自我修改，而且多卷本《秩序與歷史》同樣未完成。毋寧說，他與維柯一樣有從根本上解決時代給出的思想難題的抱負。我們甚至有理由說，沃格林自覺繼承維柯的志向，否則他不會在出版芝加哥大學講座稿時最終定名為“新政治科學”（講座名稱為“真理和代表”），盡管《新政治科學》中并沒有出現(xiàn)過維柯的名字。
在八卷本《政治觀念史稿》中，唯有第六卷的標題挪用了維柯的書名，恐怕深有寓意：面對“革命”日益頻繁的紀元，有必要建立一門可以與社會科學相匹敵的有關(guān)政治的科學。由此不難理解，沃格林對維柯的《新科學》評介極高：“如今公認是一種關(guān)于歷史與政治的現(xiàn)代哲學的偉大開端。”（英文版“編者導言”，頁3）
其實，沃格林的這一說法并不符合思想史的實情。因為，維柯生前的影響終其一生也沒有跨過阿爾卑斯山北麓，去世后在歐洲學界也長期無名。即便他的后世同鄉(xiāng)克羅齊（1866 -1952）把他從歷史的塵埃中打撈出來，也沒有讓他獲得很大的聲譽。有研究者推測，盧梭在法國駐威尼斯大使秘書一職任上時，曾接觸到維柯思想，《論人類不平等的基礎(chǔ)與起源》能讓人感覺到《新科學》的影子。盡管如此，這一猜測從未得到證實，維柯的名字從未出現(xiàn)在盧梭的任何著作中。
毋寧說，沃格林作為政治思想史家，首次給了維柯應有的思想史地位。如今的知識界人士看重維柯，多半是因為伯林的推舉，實際上，沃格林的評價不僅早于伯林，而且見識高低和品質(zhì)都判然有別。
沃格林為何如此看重維柯？尤其是他為何要在“第六部分：革命”這個標題下討論《新科學》？難道沃格林要讓維柯的《新科學》與18世紀后期以降的一系列歐洲革命扯上關(guān)系？換言之，沃格林難道要在革命與維柯之間勘探出一條什么樣的隱秘暗道？
這是值得我們在翻開第六卷之前沉思的問題。
《革命與新科學》共四章，第一章“離經(jīng)叛教”接近50頁（按中譯本計），第二章“分裂的民族”最短（10頁多一點兒），第三章“維柯：《新科學》”和第四章“英國對具體的探索”篇幅相當，都不少于80頁。但第四章內(nèi)容雜多，與第一章“離經(jīng)叛教”一樣，涉及思想史上諸多人物。相比之下，維柯一人所獲得的篇幅明顯太過突出。即便從整個八卷本《政治觀念史稿》來看，獲得如此特別關(guān)注的思想人物屈指可數(shù)：論述維柯的篇幅甚至超過馬基雅維利，與維柯相當?shù)膬H博丹（卷五）和馬克思（卷八），孔德則位居榜首。
英文本編者告訴我們，八卷本《政治觀念史稿》并非定稿，現(xiàn)有第四章的題目和章節(jié)的準確順序可能并不完整，而且這一章也是卷七中“新秩序”的一部分，曾經(jīng)以《科學主義的源頭》單獨發(fā)表。沃格林用作本卷結(jié)束篇的第四章曾因作者本人的不斷擴寫和修改，顯得雜亂無章；盡管如此，此章在結(jié)構(gòu)設(shè)計上緊隨第三章“維柯：《新科學》”很可能意味著，維柯的《新科學》對現(xiàn)實行動的影響，必須結(jié)合對英國在政教分離后引發(fā)的社會和政治的無序來考察才看得清。換言之，縱然維柯的思想在歷史中并沒有跨過阿爾卑斯山北麓，維柯依然天才地預見到了18世紀后的歐洲即將迎來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英國的政治無序充當了維柯《新科學》恰如其分的注腳。
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為何會認為，維柯的持久重要性在于確立了“一門關(guān)于政治和諸種觀念的科學之新基礎(chǔ)”（英文版“編者導言”，頁17）。由于傳播的局限，維柯思想未在18世紀的啟蒙時代發(fā)生實際的政治影響，但是，這位意大利的思想巨人以無可比擬的深刻構(gòu)造了一門研究人的嶄新科學。從維柯開始，人由笛卡爾式的理性存在轉(zhuǎn)變?yōu)樯褚庵�下的歷史存在，抽象存在的人被置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客觀科學的語境中看待。因此，沃格林認為，維柯理論的“核心是一種哲學人類學”（頁97）。
第三章“維柯：新科學”作為卷六核心章節(jié)，分為11個小節(jié)和結(jié)語，沃格林從意大利的歷史政治處境的敘述開始引入維柯的《新科學》。他指出，維柯所在的意大利半島，實際上比北方提早幾個世紀孕育了“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革命”。由于意大利與北方國家（主要是德意志、法蘭西和西班牙）之間在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差異和嚴重矛盾，尤其是隨著15世紀法國入侵并占領(lǐng)意大利，這個原本有望率先進入民族國家的意大利才“令人費解地延緩”了歷史進程。
意大利是15世紀城邦政治單位向18世紀的民族國家邁進歷程中的一個意外特例或者說旁觀者。但是，作為碎片化政治單位的意大利遲遲不能走向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的同時，意大利思想界卻群星璀璨：從馬基雅維利、奎恰迪尼、布魯諾、康帕尼拉到伽利略和維柯，個個在歐洲思想成長史上赫赫有名。沃格林提醒讀者，對意大利要謹慎使用“衰落”這一負面表達。盡管“城邦政治文化同走向民族統(tǒng)一的趨勢之間的矛盾”，使得意大利在關(guān)鍵時期沒能形成民族國家，從而未能獲得更有國際競爭能力的政治組織形式，但這并不意味著意大利的思想家們沒有這樣的熱望。
沃格林建議我們注意，在這些“獨立于社會的”知識個體的熱望與“兩種政治文化”產(chǎn)生的嚴重沖突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鴻溝：

兩種政治文化之間的沖突是一個嚴重事件。已經(jīng)發(fā)展了幾個世紀的制度，不會因為知識個體這些獨立于社會的人士所帶來的力量，就能在一夜之間適應新的要求。（頁93）

除了城邦政治單位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嚴重沖突，意大利還要面對慘烈的“反宗教改革同宗教改革和世俗科學的爭斗”，這使得意大利走向民族國家之路難上加難。沃格林從世界史的視角建議我們對比日本和法國，前者的成功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沃格林意味深長地說：

沒有哪個西方民族在面對迫近的滅絕時，以類似的方式掌握了自己的政治命運。（頁93）

至于阿爾卑斯山北麓的法國則用了整整一百年來處理棘手的問題：直到路易十四執(zhí)政期，法蘭西經(jīng)歷了八次內(nèi)戰(zhàn)，并卷入三十年戰(zhàn)爭的泥淖。為了形成一個統(tǒng)一而強大的君主國，法國在樞機主教黎塞留（1585—1642）攝政時期就走上了建立絕對王權(quán)政制之路。然而，路易十四對新教徒的鎮(zhèn)壓，以及隨后風起云涌的啟蒙運動思潮在法國引起的激蕩，直到法國大革命的結(jié)束都余波未盡，�；逝膳c革命派不時爆發(fā)內(nèi)戰(zhàn)。
對于維柯時期的意大利而言，政治情勢和知識環(huán)境更為復雜。沃格林認為，盡管維柯的思想與北方國家的獨立發(fā)展進程在某些細節(jié)上有驚人的相似，但這并不意味著維柯實際影響了歐洲政治觀念的進程。維柯思想也并非橫空出世，關(guān)于文明與衰敗的討論，尤其18世紀關(guān)于羅馬帝國衰亡的論爭，在《新科學》問世前的200年間就已得到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本卷對產(chǎn)生維柯《新科學》的思想土壤的關(guān)注和討論，顯示出沃格林比克羅齊和秦梯利這類世俗的進步論者有更為深廣的觀念史視野。這些進步論者既不能接受歷史進程將終結(jié)在“比歷史初期的原始野蠻更為糟糕的思想野蠻”中，又不能接受維柯的神意觀，將俗史限制在基督教的神意之下。沃格林批評他們意識不到維柯方案的優(yōu)點：維柯并不急于回答“未來進程的問題，將之留給后人”。這讓筆者想到，盧梭似乎與維柯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在回應《論科學與藝術(shù)》的批評者指責他不應該在文中公布與一般意見不同的觀點時反駁說：“我認為應該留點骨頭給孩子們……”沃格林自己的多卷本《秩序與歷史》是否也有這樣的意圖？
然而，盧梭跟法國大革命脫不開干系，與此不同，比他早半個世紀的維柯“這個孤獨的天才在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期盼反叛啟蒙和理性”（頁115）。沃格林認為，由于維柯有堅定的天主教信仰和意大利人的強烈愛國心，這位孤獨的思想者無需親眼目睹啟蒙運動和革命的發(fā)生就已經(jīng)天才地預見到，西方叛教運動將會導致何種災難性后果。就此而言，第二章“分裂的民族”篇幅雖短，卻相當重要。它被置于論維柯章之前，也絕非隨意安排，因為，這里的“民族”指整個基督教歐洲。
沃格林將維柯的天才預見歸因于歐洲文明統(tǒng)一體的思想裂痕：18世紀之初，預兆才剛剛出現(xiàn)，維柯就觀察到了這一裂痕，并嘗試以《新科學》重建即將崩潰的精神秩序。因此，在沃格林看來，《新科學》超越了同時代人的眼界：“這一嘗試所體現(xiàn)的深邃洞察以及形而上學的優(yōu)點”，直到一百年后的謝林于1812年寫出《時代》（Weltalter），才能與之匹敵。
不過，領(lǐng)先于自己的時代還不是維柯最偉大之處。那么，維柯的偉大到底體現(xiàn)在哪里？這是沃格林在卷六要回答的問題：本書第一章“離經(jīng)叛道”展示了歷史哲學取代歷史神學的一幕，要衡量《新科學》的功過就得細看歷史哲學與歷史神學之間的廝殺。在筆者看來，無論對理解維柯還是沃格林本人，搞清這場廝殺的種種細節(jié)都至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