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思想史上，莊子思想其實正是以一種哲學的方式訴說著神學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它才能夠對印度初來的佛學理論的消化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曾經構成了魏晉玄學的主旋律并直接影響了整個的傳統(tǒng)文學藝術。臺灣學者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神》除了一章寫孔子外，剩下的絕大部分就是在寫莊子。宋代思想家葉適評價莊子道：“自周之書出，世之悅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濟其欲。”胡文英認為，和屈原相比，屈原的憂患在一國，莊子的憂患在天下；屈原的憂患在一時，莊子的憂患在萬世。魯迅認為，莊子憑著他文風的汪洋恣肆、儀態(tài)萬方，影響甚巨，這使得道家思想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底。聞一多認為自魏晉以來，中國文化中永遠留下了莊子的影響。當代哲人金岳霖十分推崇莊子的思想，他1942年用英文所寫的《中國哲學》一文中這樣評價莊子說：“他的哲學用詩意盎然的散文寫出，充滿賞心悅目的寓言，頌揚一種崇高的人生理想，與任何西方哲學不相上下，其異想天開烘托出豪放，一語道破卻不是武斷，生機勃勃而又順理成章，使人讀起來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在莊子“這種懷疑主義里，可以說希臘的明朗滲進了希伯來的美妙，希伯來的美妙軟化了希臘的明朗。有幸接近這種理想的人會妙趣橫生，懷疑主義并不使他尖酸刻薄，美妙也不使他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這里所謂的希伯來的美妙和希臘的明朗，說白了其實也就是希伯來的神學和希臘的科學。而按羅素的說法，哲學正處于宗教和科學之間的“無人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