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民劣根性在中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xiàn)，但此前的人們并沒覺察到它的存在，或者覺察到了也并不以此為然，但魯迅卻獨對國民性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并把國民劣根性作為批判的對象，塑造出了阿Q這一人物形象，以精神勝利法獨到地概括了國民劣根性的本質(zhì)；當(dāng)時的青年男女為了反抗封建婚姻、爭取戀愛婚姻自由，大膽地離家出走或同居，這幾乎成為當(dāng)時愛情小說的一個固定模式，魯迅卻擺脫了這一模式，在反封建的基礎(chǔ)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離家出走以后怎么辦，因此《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雖然勇敢地反抗自己的家庭、在鄰居異樣的目光下大膽地同居，但他們?nèi)员苊獠涣穗x散的悲劇，作品從人性的角度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比同類作品走得更遠、挖掘得更深；“女媧造人”是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魯迅卻透過這一故事發(fā)現(xiàn)了人性之惡的深刻命題，魯迅思維的深刻性使其小說主題表現(xiàn)出深刻性，成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典范；魯迅的這一思維特點在其雜文中也有突出的表現(xiàn)，“他媽的”是中國人的“國罵”，人人習(xí)以為常，但魯迅卻通過對“國罵”的分布流變的分析，發(fā)現(xiàn)其背后的門第、血統(tǒng)、階級的根源，指出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沖突①，可謂一針見血，深刻有力。透過定論發(fā)現(xiàn)新意、透過習(xí)慣發(fā)掘本質(zhì)是魯迅思維深刻性的具體表現(xiàn)。

　　魯迅思維深刻性表現(xiàn)的第二個方面是透過現(xiàn)象抓住本質(zhì)。魯迅在與其同時代人的爭論中，善于透過蛛絲馬跡來抓住對方的破綻給以致命的一擊，毫不留情地揭開對方的面具，指出其見不得人的丑惡之處。馮乃超在與梁實秋的論戰(zhàn)中稱對方為“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寫了《我不生氣》一文，魯迅看后認為馮乃超太忠厚沒有打著對方的命脈，于是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將梁實秋稱作“喪家的”“乏走狗”，這要比馮乃超的文章深刻得多，文章發(fā)表之后魯迅曾說，“你看，比起乃超來，我真要刻薄得多了，魯迅自己也承認，“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其目的是“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使“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醒悟，知道伎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具”，這種“尖刻”往往能一針見血地擊中對方的要害，表現(xiàn)出極大的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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