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計劃先出兩冊，等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乃至第X冊，積少成多，就可以比較全面地介紹各國作家的作品了。

　　但銷售結(jié)果卻很不理想，第一冊印一千本，第二冊不敢多印，減為五百本，半年過去，東京寄售處結(jié)帳，第一冊賣去21本，第二冊賣去20本。為什么第一冊多賣出一本呢？因為好友許壽裳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自去試了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冊不再試了。

　　河南留學生同鄉(xiāng)會辦的《河南》雜志在留學生所辦雜志中是較晚出的一種，編者向魯迅、周作人約稿。魯迅在第一期上發(fā)表了《人之歷史》，后來陸續(xù)發(fā)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

　　這幾篇以文言文寫成的文章中，比較重要的是后兩篇�！段幕�偏至論》分析了西方歷史文化發(fā)展進程，指出其存在的偏頗。中國的所謂洋務(wù)派，只看到西方有堅船利炮，想借用來“以夷制夷”，而根本上還要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目的是保存舊的思想和政治制度。魯迅認為關(guān)鍵在于改造人們的思想，就是所謂“立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

　　怎樣才能立人呢？魯迅提出的辦法是“尊個性而張精神”。這是受了當時流行的個人主義思潮的影響，其主要來源是德國哲學家尼采和施蒂納等人。因為當時西方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度施行所謂多數(shù)統(tǒng)治，使得少數(shù)人在社會上沒有了發(fā)言權(quán)。少數(shù)知識分子，社會改革的先驅(qū)，其主張不被理解，理想得不到實現(xiàn)的機會。所以魯迅提出了“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任個人，就是寄希望于幾個“超人”，做群眾的啟蒙工作，推動社會前進。照這樣擴展開去，中國的事才能做好，“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

　　魯迅認為，進行思想啟蒙，文藝是最好的手段�！吧w人文之留遺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但中國一貫在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下，推行溫柔敦厚的詩教，很少震人心魄、啟人深思的作品。因此，魯迅認為應該“別求新聲于異邦”，到外國尋找能激勵人心的文學作品。在當時，符合這個要求的是“力足以振人”、“不為順世和悅之音”的“摩羅派”詩歌，也就是西方浪漫主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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