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歸程》： 

　　父親與童年父親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學英文系的旁聽生。他曾接受過胡適的面試，胡適嫌他口語不好，他一氣之下，就在北大西齋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當了三年自由學生。他告訴我當年他只聽陳西瀅和溫源寧的課，雖然對面魯迅的講堂人山人海，他也從不過問。 

　　他不缺錢。祖父是貴陽山城頗有名氣的富紳兼文化人，寫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學生。據(jù)說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販賣鴉片發(fā)家的巨賈，立志改換門庭，將四個兒子送到北京。一個是清華大學首批留美學生，學化學；一個送到德國，學地質；還有一個學醫(yī)；只有父親學文而頗有游手好閑之嫌。但父親并不是＿個紈绔之人。記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門左側文化宮，去向周恩來總理遺體告別，他一再和我談起1924年，他到天安門右側中山公園悼念孫中山，并步行送孫總理遺體上碧云寺的情景。他對兩位總理都深懷敬意，曾對相隔五十余年的東側、西側兩次悼念，不勝唏噓。但他卻始終討厭政治，只喜歡讀濟慈．華茲華斯的詩。 

　　1927年，他“學成”還鄉(xiāng)。同學中有人勸他去南京，有人勸他去武漢，他都不聽，一心要回家鄉(xiāng)，建立小家庭，享人間溫暖，盡山林之樂。據(jù)他說，途經九江，曾遇一位革命黨人，好意勸他參加革命，不想他游廬山歸來，這位革命黨人已經被抓進監(jiān)獄，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爭的殘酷，而更堅定了“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南北與西東”的決心。 

　　回到貴陽，我父親很風光了一陣。他穿洋裝，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辦舞會，還在報上罵軍閥，都是開風氣之先。他又喜歡和教堂的神父、牧師交往，換換郵票、看看雜志之類。文化大革命期問，他為此吃了很大苦頭，說他是什么英國特務的高級聯(lián)絡員等等，經過多次“觸及靈魂的批斗”，后來也就不了了之。父親當年回鄉(xiāng)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輕十多歲的我母親，當年女子師范藝術系的�；�，從此筑成了他多少年來朝夕夢想的溫馨小家。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中長大。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錢無處花，所以四歲就送我進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學鋼琴。一星期三次，我每次都被天主堂那只大黑狗嚇得魂飛魄散，對鋼琴則毫無感覺。我在這個名叫善道小學的教會學校念到三年級，留下了天主堂圣誕節(jié)、復活節(jié)的輝煌記憶。最有意思的是每個禮拜的望彌撒，我還能清楚記得那每次必念的經。當時這些經對我來說，只是一串音符，現(xiàn)在想來，大概是如此：“申爾福，瑪利亞，滿被圣寵者，主與爾賢焉。女中爾為贊美，爾胎子耶穌，并為贊美。天主圣母馬利亞，為我等罪人，敬謝天主及我等死后人。阿門�！边@一段經，當時學校上下人人會念。最近讀關于第一批耶穌會士利瑪竇的書，才恍然大悟，原來，利瑪竇為了迎合中國文化講求仁義，崇拜祖先，尊重母親的特點，盡量少宣傳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殘酷形象，而多宣傳圣母，以致鄉(xiāng)民認為主宰天主教的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敬謝天主之后，還要敬謝“死后人”之類，大概都是外來文化首先遷就本土文化（崇拜祖先）的痕跡。 

　　對天主堂的其他記憶就只還有一次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送葬。那次，我走在最前面，手捧一大把非常美麗的鮮花。另外，就是許許多多漂亮的十字架和念珠，和每回圣誕節(jié)必得的一只透明玻璃小靴子，里面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果，有時還會有一個小小的刻著圣母像的精致圣牌。 

　　盧溝橋事變那年，我剛六歲，貴陽這座山城陡然熱鬧起來，市街擺滿了地攤，出售逃難來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雜物；油炸豆腐、江蘇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賣聲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電石燈跳動著小小的藍火苗，發(fā)出難聞的臭味。我卻歡喜和母親一起在鬧市中穿行，一邊吃個不停�？上Ш镁安婚L，大約是1939年末，下達了學校疏散的命令，父親所在的貴陽一中奉命遷到離市區(qū)十余里的農村——烏當。先是在一個大廟里上課，后來又修建了一些簡陋的草房；教員則擠在租來的民房里。父親仍不改他的浪漫，別出心裁地租了一座農民儲糧的倉庫，獨門獨戶，背靠小山，面向一片開闊的打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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