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與少數(shù)民族的交流記載以外，涉及與國外交流的口譯記載多散見于明清或近代一些檔案、小說中的間接描述——彼時國人對口譯譯員有了正式的稱呼，即所謂：通事。遺憾的是，盡管口譯活動在中國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但是對口譯這種現(xiàn)象和活動的研究工作卻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中國翻譯》、《現(xiàn)代外語》等核心期刊先后介紹了其他影響較大的基于認知科學的口譯理論。如，1998年，范守義撰文介紹了吉爾（即“嘉爾”）的《口譯與筆譯譯員培訓的基本概念和模式》，主要內容包括有關翻譯教學主要環(huán)節(jié)的幾個模式和有關的論述。即口、筆譯交際模式，信息類句子的信息結構模式，口譯三階段模式，語匯引力結構模式，技術演講的理解，翻譯的順序模式等等。2001年，肖曉燕也介紹了吉爾的同聲傳譯的多任務處理模式。她指出，吉爾的這一模式建立在認知科學概念上，其目的不是要描述口譯過程，而是解釋口譯中出現(xiàn)的困難及譯員常用的對策。吉爾的模式被認為是對以塞萊絲柯維奇為代表的傳統(tǒng)口譯理論的挑戰(zhàn)，給口譯教學帶來了新的啟示。同年，吳義誠對國際上第一部以翻譯過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口／筆譯的認知過程》進行了評介，著重介紹了書中所載四大議題的研究內容：翻譯過程的研究路線與方法，翻譯認知過程的描寫和解釋，翻譯習得與翻譯能力的發(fā)展，以及口譯的認知心理過程研究。吳義誠認為該書是一項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成果，它對翻譯學、語言學及心理學研究都將提供有益的啟示。

　　我國的口譯研究和西方的口譯研究一樣，它也可以被劃分為幾個明顯的研究階段，符合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科學理論研究發(fā)展的特點。

　　首先，在口譯研究之初，由于多數(shù)的研究成果都是圍繞著口譯現(xiàn)象和口譯培訓狀況介紹進行的，所以當時的口譯研究尚且處于“初級研究階段”，口譯研究沒有宏觀框架，微觀研究尚處于初始階段，只有皮.毛，沒有實質性內容（劉和平，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