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選輯了作者在學術(shù)論文中的重要代表作,分為四部分:“李白研究”“杜甫研究”“唐代詩人與中外作家比較研究”和“唐詩與中國文化精神研究及其他”。其中“李白研究”選有十二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杜甫研究”選有七篇,“唐代詩人與中外作家比較研究”有七篇,“唐詩與中國文化精神研究及其他”選有唐詩與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唐詩與道教、唐詩與墨家、唐詩與酒等文化關系的研究等。
自序
本書共選入33篇論文,皆已在雜志或有關論著上發(fā)表過,其具體出處皆在論文之末加以注明。之所以選這些文章,是因為這些論文在學術(shù)界還有一定的影響,我自己也認為還是有些學術(shù)價值可供借鑒的。這些論文共分為四部分,一是李白研究,二是杜甫研究,三是唐代詩人與中外詩人比較研究,四是唐詩文化精神研究及其他。這四部分基本包括我30多年來學術(shù)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但研究的重點還是李白和杜甫。
我之所以選擇李白與杜甫作為研究的重點對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個人興趣。在青少年時期,我特別喜愛李白,喜愛他大氣磅礴、氣勢宏大、大開大合的七言歌行和靈活多變、構(gòu)思巧妙、出神入化的五、七言絕句,更喜愛他朝氣蓬勃、意氣風發(fā)的少年精神。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了一定的社會閱歷和學習傳統(tǒng)詩詞的感受,對飽經(jīng)人間冷暖、世事滄桑而有深刻思想文化內(nèi)涵的杜甫的詩漸加喜愛,尤對杜甫的格律謹嚴、對仗工整而又下筆有神的五、七言律詩深感興趣。
二、師承原因。在李白研究方面,深受我的研究生導師、河北大學教授、首屆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詹锳先生的影響。詹锳先生是現(xiàn)當代李白研究的泰斗人物和奠基者,曾主持國家古籍整理重點項目《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作為他的弟子,本人是此書的主要撰寫人之一,并參加此書的整理工作,這對我的學術(shù)研究的鍛煉和提高很大,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對李白研究的興趣。在杜甫研究方面,則受到河南大學華鐘彥教授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初期,我曾向華教授請教唐詩和傳統(tǒng)詩詞的創(chuàng)作和吟詠。他作詩師法杜甫,特別擅長五、七言律詩的創(chuàng)作和吟詠,所吟詠的詩歌也多是杜甫的律詩。因此我對杜甫詩歌的興趣也越來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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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本書僅收入了個人認為較有學術(shù)價值部分的研究論文。所選入的文章,大部分是單篇論文,以前沒有編入我的論著和論文集的文章,為的是減少讀者對原文發(fā)表刊物檢索的困難。本人的思想認識和研究水平有限,若這些文章能對大家還有些參考價值,有所啟發(fā),則本人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葛景春
于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2016年8月25日
葛景春,開封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資深研究員,河北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李白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唐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主攻唐代文學研究。
白研究
自由精神與理想主義
——李白思想新探
以超越的眼光俯察宇宙和人生
——李白與莊子哲學
李白詩歌與莊子美學
李白與趙蕤的《長短經(jīng)》
李白與自由精神
李白詩歌與《孫子兵法》
李白其人其詩的絲路文化色彩
李白詩歌與盛唐音樂
李白歌詩與盛唐草書
李白由東魯入京考
李白“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是在東都洛陽
古集原載詞二首 遺韻曾傳魏夫人
——李白詞二首新證
杜甫研究
杜甫的人格魅力
杜甫審美思想的和諧理念
唐詩成熟的標志
——論杜甫律詩的成就
杜甫與唐代中原的“文選學”
杜甫與唐代中原作家群體
杜甫與洛陽京城文化
杜甫與長安京城文化
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結(jié)
唐代詩人與中外詩人比較研究
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zhuǎn)型
不是幡動,是心動
——試用接受美學的觀點重新解釋李杜優(yōu)劣論
李白與屈騷精神
李白與謝靈運的山水詩
——兼論《夢游天姥吟留別》的詩旨
盛唐兩大布衣山水詩人
——李白與孟浩然
文壇千古兩謫仙
——李白與蘇軾比較研究
東方詩仙與西方詩魔
——李白與拜倫比較研究
王維、孟浩然異同論
唐詩文化精神研究及其他
論唐詩對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影響
唐詩與道教文化
墨家與唐代俠士文學
詩酒風流
——試論酒與酒文化精神對唐詩的影響
李商隱無題詩解構(gòu)
附錄
一、作者出版著作目錄
二、作者發(fā)表主要論文目錄
一、中國士人自由精神的回歸與發(fā)揚
中國士人的自由精神,有一個成長、高漲、受挫及回歸發(fā)揚的過程。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士人開始走向歷史舞臺,人格開始獨立,自由精神空前高漲的時期。春秋時期,士人從貴族中分化剝離出來,依靠自己的知識和能力,游說于諸侯之間。由于周王室禮崩樂壞,對天下失去了控制,同時也對思想統(tǒng)治失去了獨霸的地位,諸侯各自為政,這就給士人才智的施展提供了廣大的空間。到了戰(zhàn)國時期,周王室式微,諸侯逐鹿中原,爭攬人才,士人入楚則楚強,歸秦則秦重,士人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這個時期,諸子爭相立說,各自為學說尋找實現(xiàn)的機會和能夠重視自己才能的君主,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由于諸侯們要借助于士人的才智,故士人們在眾諸侯國中選擇的機會極大,不一定要依附某個固定的君主,這就助長了士人的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他們常以自己的知識和人格力量,或為王者之師,或與君主抗衡?鬃拥茏幼酉臑槲何暮钪畮熀妄R人顏斶抗禮于齊宣王,就是著名的例子①。此外像“說大人則藐之”的孟子,視官爵為“犧!钡那f子,都有一身不事王侯的傲骨。他們上為王者之師,下為霸者之友,以平等的身份來與王公貴族交往。先秦士人這種獨立自主的人格,不依附王者的自由精神,為后世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在先秦的詩人中,屈原也是一個頗具自由精神的人。為了恪守自己的理想而不屈從于濁流,他選擇了死。到了秦漢之世,由于大一統(tǒng)的封建帝國的形成,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加強了思想的統(tǒng)治,因此士人的社會地位大為降低,他們與統(tǒng)治者的關系從主客關系變成了主從式或主奴式的君臣關系,依附王權(quán)的程度也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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