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獨立是蔡元培辦學的至高理想。要追求這一理想，首先就體現(xiàn)在教育要與政治、與政黨保持距離。因為，在他看來，教育是個性與群體性同樣發(fā)達，而政黨為了某種特別的群體性而抹殺個性；教育求遠效，而政黨求近功。因此，教育事業(yè)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蔡元培的思想與美國大學教授聯(lián)合會1915年發(fā)表的關于學術自由的宣言是完全一致的。那些“起草《1915宣言》的教授們把大學視為獨立于勾心斗角的外部世界的一個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論壇。”《1915宣言》最初主要是保護教授的思想自由的，到后來，大學的自治也被納入其概念范疇。
　　實際上，阻止政黨或其他政治力量的干預是大學實現(xiàn)學術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存在，就根本無從談起學術共同體的塑造。在蔡元培治校的前期，主要是采用一種特殊的手段——辭職來阻止政治力量對大學的干預。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有過八次請辭（1917年7月；1918年5月；1919年5月；1919年12月；1922年8月；1922年10月；1923年1月；1926年7月），前七次均發(fā)生在他實際主持北大校務的時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請辭一次。陳獨秀有一次曾經批評蔡元培的辭職之舉只是抗議政府腐敗的消極做法，但這種說法失之簡單。蔡元培曾自述作事“必先審其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然后定其舉止。”
　　他的辭職并非輕率之舉，而是在大學與政治的關系上對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的審慎考慮。我們從他的辭職中既可以看到大學自治所面臨的外部限制，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運用辭職來遏止這些限制。他的請辭既是這些外部關系作用于大學的結果，同時又是他用以調整這些關系的基本手段。我們可以對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的辭職事件作一細致分析。
　　在蔡元培的數(shù)次請辭中，1919年5月的這次是最堅決的、也最復雜的一次。他從辭職到最后回校復職，歷時四個月，中間經歷了許多波折，他個人的辭職事件最后演變成了作為“五四運動”續(xù)曲的“挽蔡運動”。在此過程中，蔡元培以其全部的個人魅力，借社會運動之勢，為北京大學成功地構筑起了防止政治干預的學術堡壘。
　　蔡元培此次辭職事件前后可以分為四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從蔡元培5月8日遞交辭呈到5月20日他答應有條件的復職。五四運動發(fā)生后，蔡元培積極營救被捕學生。5月7日，被捕學生回校。第二天，鑒于他本人已經成為政治斗爭的焦點，蔡元培提出了辭職。其實，就在同一天，把持北京政權的安福系已經決定要撤蔡元培的職，以桐城派馬其昶代之。只是由于教育部長傅增湘拒絕副署而未能發(fā)出此道命令。5月9日，蔡元培離京。臨行前，為了避免他動員學生要挾政府的嫌疑，他特地登報聲明：“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他以此表明，自己是因為苦于應接不暇的煩忙而想辭職休息的。不過，他在10日發(fā)表的《告北大同學諸君函》中卻明確地說自己是“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10日，以北大師生為核心的挽蔡運動拉開了序幕，其中對政府壓力最大的就是北京各高校校長一并辭職，北京高校全體罷課。13日，蔡元培在北京《晨報》發(fā)表了《在天津車站的談話》。這份談話綜合了他前面關于自己辭職的兩種說法：他辭職既是為了保全學生、保全大學，也是因為不耐雜務。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14日發(fā)出挽留蔡元培的指令。19日，北大經濟學教授胡鈞登報聲明安福系將任他為北大校長純屬謠傳。20日，蔡元培給政府發(fā)電稱：“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边@即提出了他復職的條件：對參與運動的學生不予追究。
　　第二個回合是從5月26日他稱病拒絕回京赴任到6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仁源為北大校長。盡管各方都催促蔡元培復職，但蔡元培在上海和杭州觀察了數(shù)日，決定托病不出，靜觀事變。促使他作出這個決定的緣由，由他最重要的智囊——湯爾和一語道破。湯爾和在給他的信中說：“來而不了，有損于公；來而即了，更增世忌�！币簿褪钦f，在當時的緊張態(tài)勢下，若蔡元培回京化解不了政治危機，會被認為是無能；若他回京解決了問題，又會被視為莫大的政治威脅，因此，宜靜不宜動。蔡元培拒絕北上的決定惹惱了安福系，他們遂發(fā)布命令，讓胡仁源取代蔡元培。安福系放棄了馬其昶，估計是擔心馬其昶當年積極參加過袁世凱的復辟活動，他若接任校長會招來太多的反對。而胡仁源曾是蔡元培的學生，也曾在蔡元培掌校前代理北大校長達三年之久，無論是其與蔡的關系，還是其資格，都使其可能順利接任校長。而上海、南京的一些教育家開始籌劃將新文化的中心南移，必要時甚至準備將北大遷到上海去。
　　第三個回合是從6月6日北大發(fā)起拒胡挽蔡運動到7月9日蔡元培回電教育部應諾在病情好轉的情況下復職。安福系沒有想到任命胡仁源之舉立刻引起了北京學界的強烈反對。而蔡元培于6月15日寫了一個“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從他在宣言中一連用了三個“絕對不能再作……校長”，我們可以感受到，蔡元培這次的請辭，并不僅僅是抗議的姿態(tài)和手段，政治對大學的橫加干預已經使他實在不愿再在夾縫中受累了。在蔡元培看來，這種干預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行政干預，另一個方面是政治干預。所謂行政干預，指的是大學校長成為由政府任命的半個官僚，大學與教育部被處理成官僚隸屬關系，因此，大學內部的大小管理事務稍微破例，就必須呈報教育部批準。所謂政治干預，指的是大學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環(huán)境，因此，對北大的教育改革，不僅教育部可以干涉，而且外交部、國務院、參議院也可以橫加指責。比如，蔡元培為辭退北大不稱職的外籍教員就屢遭外交部質問。
　　蔡元培在文中表明：只要這些政治干預尚在，他就不可能再任那個不自由的校長。由于蔡元培弟弟的勸阻，此文當時沒有公開發(fā)表，而是另由他弟弟代登了一則啟事，繼續(xù)稱病不出。在學界的重壓下，教育部于6月17日將尚未上任的北大新校長胡仁源含糊地“調（教育）部辦事”。6月28日，教育部和北京學界派人專程到浙江請蔡元培復職。7月9日，蔡元培答應等身體康復后復職。表面上他仍是在堅持原定的延緩回京的作法，但實際上，一項日后對北大命運產生重要影響的決策已經在醞釀之中。
　　第四個回合是從7月14日蔡元培決定請蔣夢麟作為他的私人代表到校辦事到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在湯爾和的提議下，蔡元培決定請蔣夢麟代表他北上代辦北大校務。7月16日蔣夢麟準備啟程赴京。而7月17日，在安福系的操縱下，北大個別學生和一些社會人員企圖搞“迎胡（仁源）拒蔡（元培）”，結果遭到許多北大學生的痛擊。7月23日，北大學生召開了歡迎蔣夢麟的大會。7月30日，安福系被迫將胡仁源免職，卻又想鼓動蔡元培在中國教育會時代的老友——蔣智由來任北大校長。9月2日，蔡元培致信蔣智由，稱蔣若為北大校長，“可為教育前途幸”。6日，蔣智由發(fā)表《入山明志》，“馳書決謝（提名），必不往就，堅如磐石”。12日，蔡元培回京。20日到21日，北大學生、教職員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分別召開歡迎蔡元培復職的大會。至此，北京政府將蔡元培撤職的圖謀完全失敗。
　　從這四個回合的斗爭過程中，我們可以領略蔡元培處理政治問題的高超智慧�？梢韵嘈�，蔡元培不愿為俗務所累、為官僚所困的心情是真誠的，但是，如果只想簡單解脫了事而不顧及政治后果，就成了意氣用事。蔡元培說“教育事業(yè)應該完全交與教育家”，其實，這句話還不全面，應該說是：“教育事業(yè)應該完全教與有政治智慧的教育家”。
　　實際上，蔡元培要謀求大學自治，并非是要使大學完全非政治化。相反地，他把大學本身看作是立足根本、著眼長久的政治。在他看來，“現(xiàn)象世界之事為政治，故以造成現(xiàn)世幸福為鵠的；實體世界之事為宗教，故以擺脫現(xiàn)世幸福為作用。而教育者，則立于現(xiàn)象世界，而有事于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xiàn)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于實體觀念之作用�！薄凹热辉诮逃�界深受政治不良之影響，故有不能不容喙于政治之覺悟，然自身仍從教育進行也�！�
　　在風雨如磐的時代里，要使大學抵制政治的干預是異常艱難的。只有蔡元培這樣既懂教育又懂政治、“托政治于學術”（吳稚暉語）的人才能做到審視度勢，保全北大。無論是蔡元培的一意辭職，還是他的有條件復職，或是他的拖延回京，其著眼點都不是為了他個人的名位，而是為了打造在政治上相對獨立的北京大學乃至整個北京學界。如果政府可以隨意撤換北大校長，那它們自然可以干預北大的校內事務，也可以干預其它任何一所高校的內部事務。這正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職教員聯(lián)合會給胡仁源的信中所說的：“現(xiàn)在學界公意，認為欲回復教育原狀，非各校校長一律復職不可，欲各校校長一律復職，尤非北京大學蔡校長真能復職不可。是蔡校長復職與否，為北京學界全體問題，既非北京大學一校問題，尤非蔡元培個人問題。”
　　安福系想推出的四位北大校長人選馬其昶、胡鈞、胡仁源和蔣智由一一落空，這足見以蔡元培為首的北京學界已經隱然成形為較為獨立的場域。
　　更為重要、也更為精彩的是，蔡元培不僅能夠抵制政府對校長人選的隨意安排，而且還為北大校長之位今后掌握在真正的教育家手中做好了充分的鋪墊。我們再回頭來研究一下事件的整個過程，可以發(fā)現(xiàn)，6月中下旬，胡仁源被“調部辦事”，教育部、北京大專校長團、北京各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學生聯(lián)合會和北大師生均派代表來杭州請蔡元培回京。蔡元培此時若回京已經穩(wěn)操勝券，他為什么還不答應立即啟程回京復職？是他的架子太大嗎？還是他的病真的還沒有好？
　　當然這兩者都不是。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之一就在于他從不擺那些虛飾的“架子”；而有政治權謀或政治智慧者的稱病從來不會僅僅為病稱病。蔡元培之所以拖延回京，主要是為了向外界推出他看中的未來的校長人選——蔣夢麟。
　　不須諱言，蔣夢麟是浙江人，是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的學生，是湯爾和推薦給蔡元培作其代表的——這些也許會讓人以為蔣夢麟的出現(xiàn)只是蔡元培操弄學術派系政治的結果。但如果這樣去看問題，那就是把蔡元培的思想高度降到了湯爾和、胡仁源的層次上。
　　同鄉(xiāng)也好，昔日的學生也好，這些只是為蔡元培選人提供了地理的和歷史的機緣而已。在我看來，蔡元培真正看重蔣夢麟的是這樣三點：
　　其一，蔣夢麟在美國留學長達9年，師從著名教育家杜威，1917年以關于中國教育原理的研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他回國后發(fā)起并領導了新教育改革運動，主持在知識界廣受歡迎的《新教育》期刊。他這樣的經歷，稱為“真正的教育家”應是當之無愧的。
　　其二，蔣夢麟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有很高的認同和較深的理解。蔣夢麟7月23日在北大學生歡迎他的大會上說話得體，并對蔡元培的精神作了三點闡發(fā)。素來在日記里不錄溢美之辭的蔡元培破例將其說法記了下來，可見他對蔣夢麟說法的欣賞。由蔣夢麟來繼承蔡元培在北大開創(chuàng)的辦學風格，蔡規(guī)蔣隨，這應該是有保障的。
　　其三，蔣夢麟辦事謹嚴干練，在這點上甚至強過蔡元培。我們再對比一下蔡元培以往在北大治校的兩位主要助手——陳獨秀和胡適。陳獨秀長于開創(chuàng)思想新風，短于治事，且當時已經離職。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思想穩(wěn)健，熱心教育，但他當時作為新文化派和政治自由主義的首領人物屢受舊派和保守派的攻擊，且胡適當時處事也不夠老道。
　　蔣夢麟本來是主張在蔡元培不復職的情況下就將北大南移的人。但在蔡元培準備復職后，蔣夢麟作為一個研究教育出身、認同新思想和新教育卻又未置身在風口浪尖、待人辦事周到老練的人，就被蔡元培視為最好的接班人。
　　事實最后證明了蔡元培的深遠眼光。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他長期擔任總務長，三度代理校長，1930年冬正式擔任北大校長。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歷屆校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他為北大在中國教育和學術上所創(chuàng)造的高峰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蔣夢麟在北大起步的舞臺，正是由蔡元培所精心搭建起來的。蔡元培選擇在1919年那個斗爭的緊要關口推出蔣夢麟是非常有眼光的：因為“代理蔣君到校以后，內之教職員及學生，均表歡迎；外之教育部以正式公牘承認，正可以盤根錯節(jié)，試其利器”，而校內留任的教授們在此當口“必能蒙其鑒諒，而必能與蔣君和衷共濟，以盡力于北大”。
　　大學自治最重要的一點體現(xiàn)在大學校長由誰來任命、根據(jù)什么來任命的問題上。蔡元培憑借著個人的魅力，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北大校長的校內推選權，并為北大兩代校長的交替做好了鋪墊。蔡元培的這次辭職也因此成為成功抵制政治干預大學的范例。
　　這次辭職事件還促成了蔡元培在爭取大學自治的方式上的轉折點。辭職之所以成為蔡元培抵抗政治干預大學的重要手段，這主要是因為蔡元培個人極為特殊的社會地位和個人魅力。盡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員可以對北大指手畫腳，盡管政府要員可以為北大的內部事務來質問校長，但蔡元培作為前清翰林、德國留學生、革命元老和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他的這些文化、政治和歷史光環(huán)使他的大學理念和主張難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動。他的辭職本身更會成為還擊對大學妄加干涉的政治勢力的有力武器。
　　不過，蔡元培從這四個月的拉鋸戰(zhàn)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把北大甚至整個北京學界的命運系于他一人身上，這實在是很危險的事。為此，蔡元培在治校的后期開始從內外的制度設計上來謀求大學的自治。
　　蔡元培首先在校內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辭職前，蔡元培已經推行了校評議會和系教授會制度，前者是給教授代表和各科學長以校內立法和作出重大決策的權力（如決定學科廢立，提出學校預算，制定和審核學校條令，審核教師學銜和學生成績），后者是由教授來推舉系主任、決定教務（如課程設置，選擇教科書，考核學生成績等）。在1919年9月回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說中，他進一步提出要組織行政會議，使行政事務也采取合議制。
　　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設置了教務長和總務長，分管教學和事務，而這二職均以推選的方式在教授中產生。這樣一來，誰來當校長，其權力已經被大大削弱，無法任意辦事。這樣，大學的運轉不因校長的人選和去留產生重大影響，也使校長不至于成為眾多野心家所爭搶的目標。
　　蔡元培而后進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確保大學的自治。他在1922年的“教育獨立議”中提出了一個系統(tǒng)的改革方案，如全國實行法國的大學區(qū)制，使各學區(qū)的大學來統(tǒng)領教育行政事務；大學校長由大學教授組成的委員會推選，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學區(qū)和大學內部事務；教育總長一職的任命反而必須得到大學校長組成的高等教育會議承認；各區(qū)教育經費從本區(qū)抽稅充用，等等。
　　1927年6月，在蔡元培的倡議下，教育部改為大學院，地方上實行大學區(qū)制，首先在浙江、江蘇兩省試行，然后逐漸向全國推廣。蔡元培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但大學院所實行的教育改革方案僅僅是蔡元培《教育獨立議》設想中的一部分，即大學區(qū)制。即使是這個模仿法國的學區(qū)制，也很快宣告失敗。有學者分析了其中的幾個原因：模仿失當，變更太驟；政治不穩(wěn)，基礎未固；留日派的激烈反對；教育獨立與黨化教育的沖突；經費不足；以及與最初一同倡導大學院制度的老友張靜江、李石曾的失和，等等。
　　其實，這位論者忽略了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在黨國一統(tǒng)天下的時候，謀求教育獨立近乎異想天開。大學院制度得以試行，僅僅是特殊歷史時期政治斗爭的產物而已。因為1927年正是蔣介石政權與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政權處于尖銳對立的時候，由于蔡元培等幾位元老支持了蔣介石，所以，他們提出的大學院倡議就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但這種建立在政治權衡和個人聲望的體制實際上是難以持久的。1929年，大學區(qū)停辦，大學院重新改為教育部，只有中央研究院得以幸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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