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蔡元培先生

　　◎顧頡剛

　　當本刊（《責善》——編者注）本期付印的時候，突然在報紙上見到蔡孑民先生（元培）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的消息，給我們精神上一個很大的打擊，不能不加進這一篇，促同學們的注意。

　　蔡先生的傳將來自有人做，這里為材料所限也不能做，只就我所記得的幾件事說一下。

　　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國史上有重大關系的，有三個階段：一是民國元年任教育總長，二是民國六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三是民國十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無論在教育上，在學術研究上，都是開風氣、奠基礎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懷著熱烈的情感的真實的見解，指導青年向前走，可以說這二十九年的知識分子沒有不受著他的影響的。

　　我是北大學生，在他沒有當校長的時候已在那邊了。那時的北大實在陳舊得很，一切保存著前清“大學堂”的形式。教員和學生，校長和教員，都不生什么關系。學生有錢的盡可天天逛妓院，打牌，聽戲，校中雖有舍監(jiān)也從不加干涉。學生有事和學校接洽，須寫呈文，校長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門。蔡先生受任校長之后，立即出一布告，說：“此后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這一下真使我們摸不著頭腦，不知這位校長為什么要這樣的謙虛。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發(fā)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員學生的論文，于是漸漸有討論駁難的文字出來，增高了學術研究的空氣。學生對于學校改進有所建議時，他也就把這議案送登《日刊》，擇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職員實行。這樣干去，學生對于學校就一點不覺得隔膜，而向來喜歡對學生擺架子的職員也擺不成他的架子了。

　　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后就把每班的班長招來，勸他們每一系成立一個學會。許多班長退下來躊躇道：“這件事怎么辦呢？”因為同學間實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導，以及學校在經(jīng)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不但每系有會，而且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一個個成立起來。誰高興組織什么會就組織什么會，誰有什么技藝就會被拉進什么技藝的會。平時一個人表現(xiàn)自己能力時很有出風頭的嫌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雖欲不出風頭而不可得了。校中盡有消遣的地方，打牌聽戲的興致也就減少了許多了。

　　一校之內(nèi)，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的，很平等的。記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行禮，他也脫帽鞠躬，使得這班服小慣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頭來。

　　《北大日刊》的稿件擁擠了，他就添出《月刊》�！对驴�》的發(fā)刊詞是他自己做的。他說：“《中庸》里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我們應當實踐這句話�！蹦菚r正在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之后，我們看他把帝制派的劉申叔先生（師培）請到國文系來教中古文學史，又把復辟派的辜鴻銘先生（湯生）請到英文系來教英國文學。劉先生的樣子還不特別，辜先生卻是大辮子，烏靴，腰帶上眼鏡袋咧，扇袋咧，鼻煙袋咧，歷歷落落地掛了許多，真覺得有點不順眼。但想到《月刊》的發(fā)刊詞，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問人的政治意見，只問人的真實知識。哲學系的“經(jīng)學通論”課，他既請今文家崔適擔任，又請古文家陳漢章?lián)�任，由得他們堂上的話互相沖突，讓學生兩頭聽了相反的議論之后，自己去選擇一條路。

　　國史館自館長王闿運死后，歸并北大，蔡先生就兼任了館長。為了編史，他請了許多專家，如張相文、屠寄、葉瀚等等，于是在大學中也添設了史學系，請這班先生兼一些課。國史館中除了搜集民國史料之外，還編中國通史和分類史，定有很周密的計劃。

　　那時國立大學只有這一個，許多人眼光里已覺得這是最高學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還要在大學之上辦研究所，請了許多專家來作研究導師，勸畢業(yè)生再入校作研究生，三四年級學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開會討論學問上的問題。這樣一來，又使大學生們感覺到在課本之外還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學問。清朝大學堂時代，圖書館中曾有許多詞曲書，給監(jiān)督劉廷琛看作淫詞艷曲，有傷風化，一把火都燒了。到這時，蔡先生請了劇曲專家吳梅來作國文系教授，國文研究所中又大買起詞曲書來。豈但搜羅詞曲而已，連民間的歌謠也登報征集起來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選載一兩首，絕不怕這些市井猥鄙的東西玷污了最高學府的尊嚴。那時我們都是二十余歲的青年，自以為思想是很新的了，哪知一看學校當局公布的文件，竟新的出乎我們的意想之外！

　　從前女子只能進女學堂，她們的最高學府是女子師范學校，從學是與她們無緣的。北大既經(jīng)這般新，當下就有女學生妄覬非分，請求旁聽。這使得校中辦事人為難了，究竟答應不答應呢？蔡先生說：“北大的章程上并沒有說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話，我們把她們收進來就是了�！庇谑蔷陀行貟毂贝蠡照碌呐�子出現(xiàn)在學校中，給男生一個強烈的刺激。到了暑假招生，有女子來報名應考，這一年錄取了三個，校中始有正式的女生。學生定《日刊》是歸號房辦的。有一天我去取報，哪知已被同學強買了去，原來這天報上登著這三位女同學的姓名，大家要先睹為快呢。到現(xiàn)在，哪個大學不收女生，試到華西壩一看，女同學竟比男同學還多了。

　　北大一天天地發(fā)皇，學生一天天地活潑，真可以說進步像飛一般快，一座舊衙門經(jīng)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為新文化的中心。于是五四運動一試其鋒，文化的風頭掉轉到政治，就像狂飆怒濤的不可抵御。那時北洋軍閥和頑固學者恨蔡先生刺骨，必欲置之死地，徐樹錚竟想架炮在景山頂上轟擊北大。蔡先生在法國時留了長長的須，那時逼得沒法，就剃了胡子逃回老家去。雖然風潮過后又請回來，畢竟做不長了，記得民國十二年彭允彝任教育總長時就很不客氣地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應免本職”的命令。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蔡先生在江浙預備響應，被革命目標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下令通緝，他從浙江坐木船浮海逃到廈門。那時我在廈門大學任教，校中招待他，我也作陪。席上有人罵當時學生不守本分讀書，專喜歡政治活動的，蔡先生就正色說道：“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讓他們擔任該什么人擔任！”他這般疾言厲色，我還是第一次見呢。翌日，他應廈大浙江同鄉(xiāng)會之招，報告浙江革命工作，說到工作不順利處，他竟失聲哭了。那時他已經(jīng)六十歲，就在這般凄風苦雨之中度過了他的誕辰。

　　北伐勝利，他任了國民政府的幾個要職。但他是生活簡單慣了的人，聽說他在法國時只穿工人的衣服，這時他雖任了監(jiān)察院長，到他家里去還只看見客堂里沿墻放著四張靠背椅子，當中放著一張方桌，四個方凳，沒有什么別的陳設。他的家在上海也只住在普通的“里”里，直到民國二十年后始遷入一所破舊的洋房。“八·一三”后，上海淪陷，他避居九龍，今天看到報上的唁電，依然是某某路某某號的“樓下二號”。

　　他是紹興人，紹興是出酒的地方，所以他從小就能喝酒。記得民國二十三四年間，他到北平，北大同仁在歐美同學會替他洗塵，一共五桌，差不多每人敬他一杯，他都喝干了。有人說：“蔡先生今天回來，看看他首創(chuàng)的北大，覺得高興，所以多喝了些�！笨蓱z這已是他最末一次到北大了！

　　蔡先生今年七十四歲，在他自己，辛苦了一生，已經(jīng)到了該休息的時候，可是我們?nèi)绾紊岬盟�呢！他在法國巴黎大學、德國來比錫大學研究哲學、美學、人類學、文明史等等，雖然歸國后為人事繁忙，自己沒有寫出多少東西（記得四五年前，他因為身體不好，辭去兼職和名譽職，報上說有七十余個之多，可想見其忙），但他已把他所學的一起用到實際上來了。他希望人家發(fā)展個性，他鼓勵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別人不知天地之大，他又惟恐別人成見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討論，多工作，使得社會一天比一天進步，人生一天比一天快樂。這一個他的中心主張，雖則他自己沒有明白說出，但是知道他的人一定是感覺得到的。這就是他在中國史上最大的貢獻，也是將來的青年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人生指導。

　�。�1940年）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梁實秋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談政治，專心學術。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清華學校請他作第一次的演講，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xiàn)的情感”。我很幸運的有機會聽到這一篇動人的演講。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敬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云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于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咤風云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后來收在飲冰室文集里。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的寫在寬大的宣紙制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

　　我記得清清楚楚，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里坐滿了聽眾，隨后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wěn)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后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么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著而有力，有時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字，我們甚至想如果他說標準國語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記得他開頭講一首古詩，箜篌引：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這四句十六字，經(jīng)他一朗誦，再經(jīng)他一解釋，活畫出一出悲劇，其中有起承轉合，有情節(jié)，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聽先生這篇講演后約二十余年，偶然獲得機緣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見黃沙彌漫，黃流滾滾，景象蒼茫，不禁哀從中來，頓時憶起先生講的這首古詩。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后，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的背誦下去了。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著他歡喜。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zhí)�，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這一篇講演分三次講完，每次講過，先生大汗淋漓，狀極愉快。聽過這講演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感動之外，不少人從此對于中國文學發(fā)生了強烈的愛好。先生嘗自謂“筆鋒常帶情感”，其實先生在言談講演之中所帶的情感不知要更強烈多少倍！

　　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于是我想起了從前的一段經(jīng)歷，筆而記之。

　　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魯迅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于是有人慨嘆，以為青年們對于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于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得當?shù)�。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zhàn)斗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xiàn)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shù)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貞浫�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jīng)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jīng)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jiān)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現(xiàn)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fā)下瀛洲�？旒舻冻�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

　　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实牧簡⒊�斗爭，和“××”的×××斗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xiàn)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行前的理想，后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fā)源于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jīng)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后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jié)不終�？计渖�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tǒng)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漸為昭示后世計，自藏其鋒铓。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于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斗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于《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xù)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斗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zhí)贄愿為弟子者綦眾，至于倉皇制《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xù)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zhàn)斗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zhàn)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yè)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戰(zhàn)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