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儀式：同時代文學片論》：
　　我們常說的文化研究除了指前文所提及的“以文學的方式解讀文化”之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則包括“以文化的方法闡釋文學”。就后一種意義而言，指的是文學研究不再停留于文本本身的分析闡述，而是轉向了政治、經濟、思想的評論研究，以及由此而來的學科交叉“合圍”。在此，以經典作品分析為基礎的傳統(tǒng)文學批評開始極為明顯地轉向以考察各種形式的文化實踐為基礎的文化研究。近年來，隨著文化研究的日益蓬勃，這種模式不斷受到學院派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廣泛追捧，這在極大改變文學批評面貌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正如人們所指出的，文化批評的泛化使得文學研究獨有的精細而微妙的審美特性大打折扣，因而一時間，各路方家也直言不諱地指責其存在的誤區(qū)，諸如“理論先行，疏離文本”“大而無當，浮華無質”“不顧語境，盲目西化”，以及“無視規(guī)則，作秀媚俗”等言論不絕于耳。但批評雖然存在，文化研究已然成為“顯學”，其方法成為當今文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卻是不爭的事實。其實客觀來看，文化研究方法的文學批評并不是一次劃時代的創(chuàng)造，按照希利斯·米勒的說法，它更像是一次“回歸”，“回歸到新批評派以前的舊式的傳記、主題和文學史的方法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學研究的趨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對文學的文本和語言的研究，只是更多地把這一內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體中，使之成為整個研究工作的有機構成之一。也就是說，文化批評的方法內化在當今的文學研究之中，使得原本單調的研究模式呈現出豐富復雜的樣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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