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而眾街坊也熱心地給她出主意。

而結(jié)果呢？結(jié)果是把一個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名為十四歲其實不過十二，可實在長得比普通十四歲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結(jié)實的小團(tuán)圓媳婦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聲響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單調(diào)。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蕭紅的童年生活就是在這種樣的寂寞環(huán)境中過去的。這在她心靈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而喻。

無意識地違背了幾千年傳下來的習(xí)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團(tuán)圓媳婦終于死了，有意識地反抗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xí)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蕭紅則以含淚的微笑回憶這寂寞的小城，懷著寂寞的心情，在悲壯的斗爭的大時代。

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部小說。

他們也許會這樣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

也許又有人覺得《呼蘭河傳》好像是自傳，卻又不完全像自傳。但是我卻覺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傳，所以更好，更有意義。

而且我們不也可以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yán)格意義的小說，而在于它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fēng)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有諷刺，也有幽默，開始讀時有輕松之感，然而愈讀下去心頭就會一點一點沉重起來。可是，仍然有美，即使這美有點病態(tài)，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許你要說《呼蘭河傳》沒有一個人物是積極性的，都是些甘愿做傳統(tǒng)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而作者對于他們的態(tài)度也不是單純的。她不留情地鞭撻他們，可是她又同情他們：她給我們看，這些屈服于傳統(tǒng)的人多么愚蠢而頑固有的甚至于殘忍，然而他們的本質(zhì)是良善的，他們不欺詐，不虛偽，他們也不好吃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有二伯，老廚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都像最低級的植物似的，只要極少的水分，土壤，陽光甚至沒有陽光，就能夠生存了，磨倌馮歪嘴子是他們中間生命力最強的一個強的使人不禁想贊美他。然而在馮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別的東西。除了生命力特別頑強，而這是原始性的頑強。

如果讓我們在《呼蘭河傳》找作者思想的弱點，那么，問題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寫的人物都缺乏積極性，而在于作者寫這些人物的夢魘似的生活時給人們以這樣一個印象：除了因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樂，在這里，我們看不見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見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而這兩重的鐵枷，在呼蘭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該也不會輕于他們自身的愚昧保守罷？

蕭紅寫《呼蘭河傳》的時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時在香港幾乎可以說是蟄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后這樣的大時代中，像蕭紅這樣對于人生有理想，對于黑暗勢力作過斗爭的人，而會悄然蟄居多少有點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經(jīng)分析她的消極和苦悶的根由，以為感情上的一再受傷，使得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詩人，被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縛（而這圈子盡管是她詛咒的，卻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決然自拔），和廣闊的進(jìn)行著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這結(jié)果是，一方面陳義太高，不滿于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覺得那全是扯淡，是無聊，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投身到農(nóng)工勞苦大眾的群中，把生活徹底改變一下。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悶而寂寞？而這一心情投射在《呼蘭河傳》上的暗影不但見之于全書的情調(diào)，也見之于思想部分，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們對于蕭紅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樣。

茅盾

1946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