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斯文在茲 惟命維新

今日中國處于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十字路口，凡關心十三億多華夏子孫之前途者，無不為這個國家的前路往何處去感到有必要引起思考，尤以這個民族之有識之士，其熱忱與擔當，已標志著啟蒙二十一世紀即將興起之先兆。

我們可以預言，二十一世紀之啟蒙將超過歐洲啟蒙運動之目標，從人之自然權利的豁醒與維護，進至人的理性之成熟與全人類結(jié)合于共同的理性目的而趨向永久福祉與和平。這個啟蒙在中國就是復興孔子哲學傳統(tǒng)。不必諱言，現(xiàn)代文明由西方工業(yè)革命發(fā)端，可稱之為物質(zhì)文明，于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的發(fā)展史來看，華夏民族是被動的、落后的；于器物制度方面，乃至在人的權利之法律保障，以及社會建構(gòu)之制衡與公義方面，有待向西方學習的東西很多。但毫無疑問，中國現(xiàn)代史之事實已經(jīng)顯示，咱們要進入現(xiàn)代文明，根本不能緊隨西方物質(zhì)文明之腳跟，亦步亦趨。

事實上，人類史之現(xiàn)代化進程不能草率而武斷地等同西方化。西方現(xiàn)代化擴張到了今日，顯出困境重重、危機四伏，西方之有識之士亦必將要反思其自身所處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西方倡導的物質(zhì)文明流行已久，個人至上奉為最高原則，以個體性否定人的道德本性，盲從偶然性而排斥人的理性本有的共通性，等等，已然日益顯見其侵害社會機體之毀壞力。

我們可以指出，不僅閉關自守，仇洋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行不通，西方中心主義之獨斷思維更是阻礙國人創(chuàng)造自己民族之現(xiàn)代化前途的桎梏。今日，十三億多華夏子孫要同心同德，爭取開辟扎根于中華民族生命體的現(xiàn)代化之坦途，除了認真了解“西方是什么”，更為不可忽略的是全體國人要嚴肅正視和正當對待自己民族之生命體。必須意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理性文明的生命體，無論在歷史的長河中，它曾經(jīng)歷怎樣的曲折與挫敗，甚至屢屢病入膏肓，但它總要恢復自身的生命力，也就是總要回到理性光明之照耀之中。

今天，人類歷史發(fā)展已走到一個轉(zhuǎn)折點，一切有反思力的有識之士，無可回避地要思考，如何由西方物質(zhì)文明主導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進至理性文明的現(xiàn)代化，十三億多中華兒女要統(tǒng)合物質(zhì)文明與理性文明于一役，而開辟一條前景遠大的嶄新的現(xiàn)代化之路，首先就要回到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理性文明的傳統(tǒng)。本人撰寫《孔子哲學傳統(tǒng)：理性文明與基礎哲學》，即旨在論明孔子哲學傳統(tǒng)乃華夏理性文明的傳統(tǒng)。基于這個研究成果，籌劃“孔子哲學傳統(tǒng)學術研究系列”，目的在探明孔子哲學于歷史行程中的發(fā)展脈絡，以便我們能夠回到孔子哲學傳統(tǒng)，接續(xù)自家民族之理性生命體，以理性文明校正我們現(xiàn)代化之航向。

我們必須說明，孔子哲學乃奠基于人類理性成熟之學，它承前啟后，既是華夏古文明之調(diào)適上遂，亦下開宋明儒學，以至當代儒學。此所以本人籌劃的“孔子哲學傳統(tǒng)學術研究系列”以本書 （《常道：回到孔子》）作為第一部分�？鬃诱軐W作為人性之根，社會之本，堪稱基礎哲學。

《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蔽覀兛芍赋觯�孔子對世代相傳三代古文明圣賢之德和王道之治之“述”，同時就是對中華古文明的理性內(nèi)核之提煉，也就是說，此“述”即包含一種常道性格的說明，亦即哲學的說明。用德國哲學家雅斯培的話說：“這里倡導的是對永恒真理的溫習，而不是對過去的模仿。這些永恒的思想在古代是清晰顯現(xiàn)的�！贝怂�以，本書其中九章 (第十章至第十八章)論述華夏古文明，以揭明孔子哲學之根源�！肮拧薄笆贰庇诳鬃咏^不是過去式的、死的材料，而毋寧說，孔子如同康德那樣，是在逼向理性的原型的態(tài)度指引下考察歷史事件。我們嘗試揭示三代古文明之理性內(nèi)核，是據(jù)孔子哲學之本旨而從事。

孔子哲學繼往開來，前圣后賢一脈相承，使中華民族據(jù)以成為一個有根有本之生命體，此形成一個華夏理性文明之傳統(tǒng)，我們稱之為“孔子哲學傳統(tǒng)”。

我們以“仁者，人也”“人能弘道”八個字彰顯孔子哲學之本質(zhì)，“仁者，人也”即人之實存的命題，而“人能弘道”就包含一個以人之道德實存為主體的創(chuàng)造動力為根源的宇宙行程。據(jù)此，我們可以說，孔子哲學包含著道德形而上學的根源智慧。

孟子承傳孔子言“仁者，人也”， (見《中庸》第二十章〈哀公問政〉) 標舉孔子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論語•衛(wèi)靈公第十五》) 孟子的貢獻在：依據(jù)孔子直透人心之根本言“仁”，而明確提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章句上》) 依孔子言“仁”包含的普遍法則義、萬物一體義、創(chuàng)生不已義，揭明本心之普遍立法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仁義禮智根于心”) 之能，以及道德世界的創(chuàng)造之能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并依此正式揭明：本心之能就是人的分定之性。由之，本心 (仁) 之為成就人自身為道德者及創(chuàng)造世界為道德世界的創(chuàng)造義得以確立。據(jù)此進一步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于我”，即展開一個以每一個人自身稟具的本心 (仁) 為真實無妄之動源，而上升至絕對必然義之“天”的形上學。依此，我們可以指出，孟子上承孔子之根源于人之道德實存的形上智慧，正式確立道德的形上學之規(guī)模。此道德的形上學就是康德通過三大批判而展示的唯一的科學的形而上學，而根本區(qū)別于西方傳統(tǒng)的舊有的思辨形而上學。此所以，本人籌劃的“孔子哲學傳統(tǒng)學術研究系列”之第二部分，題為《孟子哲學 —— 孔子哲學之傳承與道德形上學之奠定》。 《易傳》《中庸》《大學》歸入該部分，因為此三書未能單獨成一道德的形上學，故不作為系列之獨立部分。此外，先秦儒家諸學派不在我們本研討之列，因本研究系列只探討根于孔子而發(fā)之哲學傳統(tǒng)，而不及思想史、文化史，確切地說，凡不及道德的形而上學者，均不納入本研究系列。如于思想史及社會制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荀子，并不列入本研究系列中。由于同樣理由，漢代經(jīng)學及清代儒學亦擱置不論。

“孔子哲學傳統(tǒng)學術研究系列”之第三部分，題為《宋明儒學：為往圣繼絕學》。如牟師宗三先生說：“宋明心性之學，西方學者一般亦稱之為‘新儒學’。中國以前并無此名。儒學即儒學耳，何‘新’之有？” 假若“時時在新中，究竟誰能代表正宗之儒家？究誰是儒家之本質(zhì)？…… 如不能確定，則必只是一團混雜”。若“儒家”，乃至“新儒家”只是一團混雜，如西方哲學史“只以分別地論各個人之思想為已足”，豈不是“孤懸孔子于隔絕之境”？如所周知，牟宗三先生著《心體與性體》合《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共四大冊，裁定濂溪、橫渠、明道、五峰、象山、陽明、蕺山為“合先秦儒家之古義”的“宋明儒之大宗”，而伊川、朱子系“是旁枝”。無疑，先生立論之根據(jù)在：儒家之本質(zhì)立于孔子哲學生命之“前后相呼應”。用牟先生的話說，就是：自律道德、道德的形而上學。本人論宋明哲學家，亦以此為準。

本人籌劃“孔子哲學傳統(tǒng)學術研究系列”，以上文所列三部分為其主體結(jié)構(gòu)，初稿已完成。并擬撰《中西哲學之融通 —— 牟宗三哲學》，以及期待由本人之學生撰寫《孔子哲學傳統(tǒng)與康德哲學之為共通的基礎哲學》，此兩部分構(gòu)成該研究系列之后續(xù)。

如前面已表明，“孔子哲學傳統(tǒng)學術研究系列”旨在對孔子傳統(tǒng)作哲學說明，其中關鍵詞及主要命題皆不離理性之本性為根源，也就是說，我們要闡發(fā)孔子傳統(tǒng)所含理性之內(nèi)核，它不僅屬于過去，而且于現(xiàn)在及未來皆真實，皆普遍地客觀有效，確切地說，它乃是每個人稟具之理性的真實，同時是人類共通的理想社會之原型。哲學，其本義就是理性本性之學，而理性之能就是突破現(xiàn)實的限制而上升至普遍必然 (即任何時任何地對一切人皆有效) 的維度。講哲學就是講常道。什么是常道呢?就是人性的根，社會的本，此根此本萬古一日，永不移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孔子哲學傳統(tǒng)乃是一個對宇宙懷著道德目的之終極關懷的傳統(tǒng)，也就是一個包含著道德的形而上學之傳統(tǒng)；人類文明之成就固然不止于哲學，我們標舉哲學，亦即彰顯常道，并不意謂要排斥多種多樣的文化之價值；講明常道之為超越的一元，并不是要忽略人類經(jīng)驗的復雜性與變易性。恰恰相反，唯獨堅持常道之貞定，人類始不至于被歷史的流變裹脅而落入虛妄。諸文化及文明之花映燦爛、豐姿多彩，必須由常道來維護，始得以實現(xiàn)。若否決常道 (基礎哲學)，則不同的文化、文明之間的沖突必定永無休止。

盧雪崑

2016年6月29日于德國圖賓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