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抉擇后起步
　　1.從法律到實踐
　　河津市城關鎮(zhèn)第五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實錄
　　河津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運城地區(qū)西北隅，北枕呂梁，西傍黃河，汾水橫貫，地理位置十分優(yōu)越。
　　這里，是藏龍臥虎之地，隋末唐初的大儒“文中子”王通、著名詩人和作家王績、“初唐四杰”之冠王勃、明朝著名理學家薛瑄等都誕生在這里，也是唐代名將薛仁貴和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其武的故鄉(xiāng)。
　　這里，是物華天寶之鄉(xiāng)，交通便利，礦藏資源豐富，山西鋁廠等一批國家重點工程相繼在這里興建，投資數百個億，從而也帶動了全市經濟的迅猛發(fā)展，使河津成為小有名氣的“明星市”。
　　這里，是黃河、汾河的交匯之處。民間曾有這樣的傳說，黃河是條龍，汾河也是條龍，兩龍爭地，必斗無疑——“爭強好勝，勇為人先”是河津人特有的精神。
　　這里，是風水寶地，也是是非之地。裝飾豪華的市賓館里，一方面在接待著紛至沓來的各地學習、參觀團，另一方面又在迎送著接踵而至的各級紀檢、監(jiān)察機關的查案人員。對此，河津人早已習以為常。
　　處于河津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關鎮(zhèn)，集中了河津市正反兩個方面的特色。有人說，城關鎮(zhèn)的農村干部是“股室”級級別，“科局”級待遇，“縣團”級權力。也有人說，城關鎮(zhèn)的干部是市上的“衛(wèi)戍部隊”，鎮(zhèn)黨委書記是“城防司令”。
　　這些似乎都表明，城關鎮(zhèn)黨委具有權力與風險的兩重性，城關鎮(zhèn)的農村干部在行使著超常的權力，其競爭必然是異常激烈的。歷屆鎮(zhèn)黨委、政府在干部的選拔、使用上曾做過有益嘗試，對農村黨支部的人選實行“群眾推薦，黨委考核，黨員選舉”。這一機制推進了黨內民主，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村民委員會的民主選舉卻阻力重重，難以進展。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之日起，十年過去了，這里同全市各鄉(xiāng)鎮(zhèn)一樣，一、二、三屆的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壓根兒沒搞，第四屆起步不久，便由于“大小氣候”的原因，不得不中途擱淺。
　　第五屆即將開始之時，我來到城關鎮(zhèn)，我面臨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呢？
　　“三把火”與“下馬威”
　　人常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意思是要有點工作上的狠勁，找準突破口，然后打開局面。而我則倒了個個兒，剛上任就被農民先燒了一把。
　　我是1998年9月9日走馬上任城關鎮(zhèn)黨委書記之職的，到任第三天，就發(fā)生了城北村400余名群眾跪街攔阻全國文明城市檢查驗收團的突發(fā)事件，對還沒摸清全鎮(zhèn)情況的我而言，算是個著實不小的“下馬威”。我通過各種渠道，迅速摸清了城北村群體鬧事的來龍去脈。
　　城北村，是城關鎮(zhèn)的第二大村，緊靠市區(qū)主大街——紫金街，地理位置十分優(yōu)越。多年來，村黨支部、村委會充分發(fā)揮這一優(yōu)勢，使集體經濟迅速壯大，投資數百萬元，先后建起了中、小學教學大樓、村委會辦公大樓、舞臺、購物中心，硬化了全村主巷道，村集體經濟收入每年達200多萬元，在全市是數得上的富裕村。但由于城市建設占地的需要，也使該村耕地面積銳減，群眾對此也頗有議論。��
　　宋時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俗語，城北村“興也土地，亂也土地”，問題最終還是出在土地上。��
　　按照河津市城市建設規(guī)劃要求，城北村大部分土地在市區(qū)建設范圍之內，這就注定城北村大片土地遲早會被占用，如何解決失去土地農民的吃飯問題，自然是燃眉之急。城北村意識到了這一點，先后籌資2000余萬元，與臺商合資建起了“協和鋁廠”，其中960萬元來自土地款。從96年下半年開始，鋁錠市場疲軟，“協和鋁廠”開始虧損，以土地為生的農民把這一切歸罪于村干部“多年來投資大事不開會，賣地租地不商量，財務不公開，村務不明白”等問題。醞釀已久的干群矛盾公開激化，自發(fā)性的及有組織的群眾上訪事件以不可遏制的勢頭猛烈地爆發(fā)。
　　1997年4月初，百余名群眾上訪到鎮(zhèn)政府，要求解決城北村問題。
　　6月下旬，400余名群眾上訪到市委，再次要求查處城北村問題。
　　7月13日，1000多名群眾先后到市紫金街西、新耿街北原屬城北村土地現賣給其它單位和個人的多處施工地段，把施工已近尾聲的市地稅局辦公大樓的門窗玻璃砸碎，將正在施工的多處院墻推倒，激烈程度實屬罕見，被市委定性為“七·一三”打砸搶事件。由河津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聯合印發(fā)的限令“投案自首”的布告遍布全市。��
　　7月中旬到8月初，300余名群眾陸續(xù)分乘客車、火車北上太原，在山西省委大門口靜坐，到山西省政府上訪，有部分群眾還到了北京，找到國家有關部門反映問題。省民政廳廳長、省政府一位副秘書長及省信訪局領導接待了群眾，河津市紀檢委書記、政法書記、市委秘書長專程趕到太原作了匯報，但問題沒有解決。從太原回來后，村民們又多次圍了運城地委、行署。
　　9月初，河津市派出聯合調查組進駐該村解決問題。城關鎮(zhèn)黨委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并組織黨員重新對村黨支部進行了選舉，形勢有所好轉。但村民們急于要對所有問題的處理結果，仍然繼續(xù)上訪。��
　　1998年7月，為加大解決力度，由一名市委副書記掛帥，市紀檢委、檢察院、法院、農經局、城關鎮(zhèn)等多家單位的20余名干部組成的聯合工作隊再次進駐該村。
　　9月11日，全國文明衛(wèi)生城市檢查驗收團將到河津，聽到這個消息，城北村緊急動員，迅速集結了400余名群眾，跪在市區(qū)主干大街中央攔阻上級車隊，并打出“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土地，維護公民合法權利”、“懲治腐敗、申張正義”等醒目標語，交通中斷，圍觀群眾數千名，市上領導也沒轍，只好臨時改變了車隊進市路線，驗收團順著環(huán)城路繞了十幾里路才進了河津賓館。��
　　摸清城北村的情況之后，我又對其他村進行了了解。
　　樊家坡村樊劉兩姓家族有歷史積怨，樊姓干，劉姓告，劉姓干，樊姓鬧，誰也不愿“在野”。鎮(zhèn)里“借鑒”并“引進”國外多黨制作法，讓樊劉兩家搞“聯合政府”，結果同姓之內又搞起了內耗，又分出個大樊家、小樊家，使村上的兩股變成了三股，正常工作越發(fā)無法開展。無奈間鎮(zhèn)里只好把該村“直轄”起來，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由鎮(zhèn)機關干部擔任，實行“托管”，但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狀子告到了市、地兩級。由于矛盾激化，上次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時中途流產，兩次市、鎮(zhèn)人大代表選舉候選人得票也過不了半數，還在會場打得頭破血流。
　　東窯頭村上次選舉時，發(fā)生當眾撕毀票箱和選票事件，使選舉無法進行，公安機關抓了兩個人暫予平息，但卻導致該村兩年來一直無村委會班子，群眾吃水、用電，孩子上學等基本問題也無法解決。連續(xù)兩年群眾不交公糧及統籌款，不搞計劃生育，電費收繳標準超過國家規(guī)定一倍每年還賠幾萬元，所有工作無法開展。
　　西關村原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前些年帶領全村人發(fā)展養(yǎng)殖業(yè)脫貧致富，為全市乃至全區(qū)的養(yǎng)殖業(yè)發(fā)展起了很大作用，曾受到中央和省、地領導的接見和贊許。但由于種種原因，引起群眾不滿，集體上訪不斷，市幾套班子多次研究，派出聯合調查組，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查出了一些問題，市紀檢委“河紀審字（1997）19號文件”，開除了當事人的黨籍，并移交到市檢察院進一處理。但仍有部分群眾對處理結果不滿，繼續(xù)向上級紀檢部門反映問題，至今沒有中斷。而受到處分的干部對市上關于自己的處理也無法接受，開始上訪，要求有關部門重新審核，還自己個清白。這一切，致使村辦企業(yè)虧損額達到570萬，所有帳目至今仍然放在市紀檢委，無人接收，各銀行及投資單位都在逼要自己的錢，更麻煩的事情還在后頭。��
　　其它各村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類似問題。這些問題，在其它各鄉(xiāng)鎮(zhèn)也同樣存在，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我所工作的鄉(xiāng)鎮(zhèn)而言，由于不民主帶來的問題比城關鎮(zhèn)更為嚴重。干群矛盾突出，由來已久，有它深刻的內在原因。但這里情況的緊迫容不得我有一絲懈怠，鎮(zhèn)里很多村存在的亂、癱、散現象令人心急如焚，其形勢也是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經鎮(zhèn)黨委研究，我派出幾支力量分頭解決這些村的問題，一支力量配合市委聯合調查組進駐城北，一支力量進駐東夭頭，一支力量解決西關村的雙方上訪，一支力量調整西夭頭村的班子。鎮(zhèn)上還派了鎮(zhèn)機關20名干部到樊家坡村逐戶開展調查問卷，試圖從根本上解決歷史問題。
　　三個多月來，上訪群眾一批又一批，我家門口“車水馬龍”，我的辦公室“門庭若市”，誰來都是找一把手的，令我應接不暇。告狀的拍我的桌子，我拿煙盒砸了過去。有人擋我的車，撕扯了我的大衣，我讓派出所把他抓起來，送進了拘留所，他出來后又鬧到我家里，揚言和我拼到底。有人說我是昏官，我罵他是刁民。我免了幾個干部，他們不服，在整我的材料。我任命了幾個干部，群眾又不同意，狀告到市里。10月17日《山西經濟日報》頭版，緊接著中央電視一臺《新聞30分》又對城北村的問題做了批評性報道。��
　　我無奈了！這樣折騰下去，何年何月是個頭，要一件件地處理這些問題，哪朝哪代才能有個完？再說，中央、省、地、市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我怎能輕松解決呢？我就是渾身是鐵又能打幾個釘子？有沒有一個“釜底抽薪”、連根解決的辦法呢？我陷入深深地瞑思苦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