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電視劇《走向共和》已落下帷幕。在我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的曲折歷史上，梁啟超是個重要人物。先父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入室弟子，自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至1929年梁去世，一直隨侍在梁啟超左右。在天津時，曾親聆梁縱談躬歷時事，月旦當世人物，常至深夜。
有人以為，袁世凱在戊戌政變前并未參與新政，乃因譚嗣同夜半劫持方卷入進來，梁先生不以為然。他說：當時袁系主動贊成變法維新，甚至有擁護光緒以武力推行新政的計劃，決非壯飛所迫。袁在朝鮮時，表現(xiàn)豪爽奔放，以人杰自命，與馬相伯、馬建忠、張謇等新進名流上下議論，其強國革故之心，實不在人后。彼協(xié)謀變法，純系自覺自愿，但胸中始終橫亙“個人權(quán)力”一事，見變法略有端緒，深恐新政權(quán)不歸己，故告密賣主。及變法失敗，又恐大權(quán)落入裕祿之手，乃復(fù)在直、魯推行新政，培實力而博民心，等候時機，取清廷而代之。事后細思，其用心深長密遠，真一世之奸雄也。我輩書生，盡為所欺，至十余年之久。
梁由是談及袁世凱之巧詐作偽術(shù)，稱為“登峰造極，古今無可倫比”。列舉有梁和馮國璋勸袁勿改帝制一事，尤具戲劇性。據(jù)先父所述，情節(jié)如下：
當時帝制論甚囂塵上。馮國璋從南京到天津，約梁一同對袁作最后的“諫錚”。馮對梁說：“論辯才我遠不及你，論實力你也不如我。這事必須咱倆一同去，你反復(fù)開導他，而我則暗示以實力作后盾，才有可能挽危機于千鈞一發(fā)。”于是梁用了一天一夜的工夫，絞盡腦汁，寫出勸說提綱，凡可以成為理由的，無不備舉，一共列了幾十條。及至二人到新華宮，袁表現(xiàn)異常熱情，設(shè)宴招待。酒酣，梁站起正準備陳述。袁世凱先笑著說：“二位先生這次來的意思，我很清楚，是想勸我不做皇帝。我反問二位，我袁某要做皇帝，是想做一代皇帝就絕種呢，還是做萬代皇帝而無窮呢？”不等梁、馮回答，袁又笑說：“除非癡子，當然要做萬代天子！”隨后嘆口氣接著說：“我有犬子二十多人，我現(xiàn)在將他們?nèi)繂緛�，站在二公之前。任公，你最知人，我就委托你代選一子，可以繼承帝位，可以不敗我帝業(yè)，不會連累掘我祖墳的。任公！等你選出以后，我再決定稱帝。這樣也許可以稱帝兩代！”梁與馮四目相視，懷中萬言書，竟一個字也說不出。這時袁的兒子們環(huán)立桌旁，最小的尚伏在奶媽懷中。袁世凱忽然又換了副悲傷面容，說：“我的這些犬子，沒一個像我的，沒一個不是庸懦紈绔。但父親對兒子，沒有不疼愛的。我雖然恨他們不肖，但也不愿因為我造孽，而使他們將來被別人作魚肉烹殺。我百年以后，還得拜托二公多多照顧！”梁啟超與馮國璋二人，直到離去，也沒能提“帝制”一字。
這場戲發(fā)生在1915年6月。梁啟超在《國體戰(zhàn)爭躬歷談》中提到此事：“袁氏語我及馮將軍，皆矢誓不肯為帝，其言甚懇切�！爆F(xiàn)在我們知道，袁世凱就是演了這樣一出“言甚懇切”的戲，把梁、馮二人噎回去了。當時梁心中猶存疑慮，但緊接著發(fā)生的事使他清醒，“籌安會”籌辦帝制的工作公開進行，千奇百怪的“請愿團”到處活動。梁啟超憤怒了，奮筆寫出討伐帝制的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聽說，氣急敗壞，忙派人出二十萬銀圓巨資收買，冀其擱筆。梁不為所動，此文發(fā)表于袁世凱即將“登基”之時，給了袁沉重的一擊。隨后，梁啟超南下，協(xié)助蔡鍔（蔡原是梁在長沙時務(wù)學堂的學生）發(fā)動護國戰(zhàn)爭，《云南致北京警告電》《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電》以及那篇膾炙人口、大義凜然的《云貴檄告全國文》都是出于梁啟超之手。在蔡鍔軍苦戰(zhàn)于四川敘、瀘之際，梁聯(lián)絡(luò)廣西都督陸榮廷，并親赴廣西與陸聯(lián)銜發(fā)出《廣西致北京最后通牒電》《廣西致各省通電》，響應(yīng)護國運動，又聯(lián)絡(luò)廣東的國民黨人，并策動廣東獨立，使滇黔兩廣連成一片，以對抗袁世凱的北洋軍，終于迫使袁世凱發(fā)出了取消帝制的通電。
(原載2003.5.28香港《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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