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quán)傾朝野的諸葛亮
　　——從劉備托孤與《出師表》及北伐、斬馬謖等事看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蜀漢昭烈帝劉備連連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東部咽喉重鎮(zhèn)荊州在曹魏和東吳的夾擊下被奪取，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將關羽、張飛隨即接連身亡，他親自帶軍出征卻在夷陵之戰(zhàn)中大敗而歸，最后在白帝城病故。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托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禪。期間劉備與諸葛亮曾經(jīng)有一段對話，據(jù)《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绷撂槠�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jīng)過，就是被后人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古佳話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推崇諸葛亮為“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證。
　　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諸葛亮，作為一個在亂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韓之術(shù)的人物，其面目絕非像一直以來文人騷客們所描繪的那樣謙恭，而是一個懂得時刻要牢牢把持權(quán)力和實力，關鍵時刻對任何人都絕不手軟的政治家，包括對其第二個主子劉禪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內(nèi)，莫不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劉備對諸葛亮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話和諸葛亮后來的“鞠躬盡瘁”，既不是劉備首創(chuàng)，也不是僅僅只發(fā)生在諸葛亮身上。遠的不說，在三國早期，東吳奠基人孫策在臨終時就已經(jīng)上演過這樣一出戲文。《三國志·吳書·張昭傳》：
　　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保◤堈眩┥媳頋h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quán)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quán)上馬，陳兵而出，然后眾心知有所歸。
　　此時孫權(quán)年約十九，而劉禪是十七歲登基，兩人的年紀大體相仿。但孫策死的時候，正值各路軍閥混戰(zhàn)、孫策勢力東征西討乘機擴張之時，其勢力并未得到鞏固，顯然比不得早已扎穩(wěn)根基的蜀漢政權(quán)，所以張昭受孫策臨終囑托后，其“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quán)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quán)上馬，陳兵而出，然后眾心知有所歸”等一系列的舉動，比之劉備托孤后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而論地位，張昭之于東吳不遜于諸葛之于蜀漢，再論發(fā)生年代也是孫、張在前，后世人等獨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顯然并非是記性不好忘記了此事。這掠人之美的舉動，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讓孔明專美于前。因此認真說起來，此事并無什么值得大肆褒揚的地方，真要說也應該先說孫策和張昭才對。
　　另外劉備在白帝托孤之時，并非只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cè)。劉備能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托孤，說明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托孤于諸葛亮、李嚴二人，并非僅僅是因為李嚴在身邊方便之故，而是應該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quán)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時期的東州集團，本地人為主的益州集團。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jù)大的舞臺，一直處于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這一點，我們從《三國志》的傳記就可以知道。蜀漢就是除去王室成員，列傳中本地人士也才十九人，大約只占了三分之一強，而且無一是高層官吏，均為下級官吏和侍郎一類的閑官。因此需要考慮的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此前戰(zhàn)略要地荊州的丟失，關、張敗亡以及夷陵之戰(zhàn)，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荊楚集團遭到了重大創(chuàng)傷。而在這個時候劉備又一病不起，當然會想到自己身歿以后，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蜀漢政權(quán)的鞏固問題，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毫無顧慮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眲�備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將這話明白地說了出來，那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這樣的態(tài)度，來明確地表示他唯有盡忠而死也不會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樣，在那個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應一聲“好”的。但是如此一來，倘若日后劉禪昏庸而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個輔佐不力，背主食言的罵名，在政治、輿論以及民心上都將會面對“不臣不忠不義”的罪名，并因此導致師出無名而居于劣勢。所以劉備這話與其說是信任與托孤，不如說是一種先發(fā)制人的威脅策略，亦或者是無奈之下欲擒故縱的一種權(quán)謀。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嚴，在劉璋時期就是東州集團中的佼佼者。自劉備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屢次以少數(shù)兵力平定大規(guī)模的叛亂，充分表現(xiàn)了他出色的軍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較而言，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眾能力，但在軍事上并沒有什么突出的建樹，因此劉備很明智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tǒng)內(nèi)外軍事（《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實際上，在劉備臨終的前一年章武二年（222），就已經(jīng)把李嚴拔為尚書令，在官階上可與諸葛亮比肩了。由諸葛亮行丞相事，而李嚴則主掌內(nèi)外軍事，這樣的分配正好能讓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從當時蜀漢政權(quán)的權(quán)力機構(gòu)的構(gòu)成和實力分配來看，也讓我們相信，劉備要防備坐大的一方，絕非是當時不處在權(quán)力中心和主導集團領袖地位上的李嚴。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nèi)，通過將李嚴從犍為太守地方長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書令，并借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礎，人為地將李嚴制造成為實際上的東州集團代表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劉備對李嚴更多的是籠絡，而不是提防。劉備將這樣一個快速提升起來、以前從未進入過權(quán)力中心的政治新秀李嚴，列為兩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統(tǒng)內(nèi)外軍事”，再聯(lián)系“君可自取”的言語，顯然說明劉備要防備、制衡的目標是諸葛亮無疑。
　　但在另一方面，作為君主的劉備，又是肯定希望他們二人能夠全力合作來加強其政權(quán)的。李嚴除了前面說的那些優(yōu)勢外，另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是南陽人，與“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xiāng)黨之分”，因此劉備希望他二人可以多點“必能協(xié)規(guī)”的可能性（《三國志集解》），從而通過這兩大集團的領袖人物的通力合作來協(xié)調(diào)兩大集團，以應付他身歿以后蜀漢政權(quán)可以想見的、必定會面臨的各種危險局面，進一步鞏固蜀漢政權(quán)。
　　遺憾的是，諸葛亮的性格和一貫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到李嚴與他分享權(quán)力，甚至極端地不愿意李嚴進入政治權(quán)力中心機構(gòu)所在的成都。
　　兩個托孤重臣，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應該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tǒng)內(nèi)外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于三軍司令的人物。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態(tài)，李嚴留鎮(zhèn)永安是必須的話，那么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223）“吳王孫權(quán)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三國志·蜀書·后主傳》）后，還是將李嚴這么一個“統(tǒng)內(nèi)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xù)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適的。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嚴卻于建興四年（226）春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quán)力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跡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quán)力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tǒng)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后逐漸被人遺忘。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從他后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華陽國志》)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quán)力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這也許僅僅是他的一種表達不滿和要求的姿態(tài)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樣，這都可以說明他并不是自愿遠離政治和權(quán)力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蜀漢舉國上下唯諸葛公一人而已。
　　他們兩個照后世的稱謂，乃是“顧命大臣”，因此從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權(quán)力分配上講，都應該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實上自從諸葛亮扶劉備靈柩回成都之日起，李嚴就已被撇在了一邊：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xiāng)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元年，封（李嚴）都鄉(xiāng)侯，假節(jié)，加光祿勛。(《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同是托孤重臣，諸葛亮此前已假節(jié)鉞，現(xiàn)在晉封鄉(xiāng)侯，并且開府、領益州牧，其中的開府、領益州牧，意味著他可以向朝廷推舉府屬官吏，并成為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都是把握實權(quán)的舉動，而李嚴雖然也晉封鄉(xiāng)侯、假節(jié)，但卻只加了個光祿勛的虛銜，相比之下顯然分量就輕得多了。
　　我們?nèi)绻�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觀地去看待的話，從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師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當時諸葛亮大權(quán)獨攬、權(quán)傾朝野，明顯地時常對后主劉禪指手畫腳，甚至還表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威脅態(tài)度來迫使劉禪就范，同時在他心里還有著許多憂慮。另外，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當時蜀漢朝廷權(quán)力斗爭的激烈狀況。
　　他在《出師表》中，先說了當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勢嚴峻，而后話鋒一轉(zhuǎn)道：
　　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nèi)外異法也。
　　這其中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說，就把劉禪的“宮中”和他開府的“府中”歸成了“俱為一體”，將皇帝的宮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nèi)外異法也”，這就進一步地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的事體也要交給他“開府”后的幕府來管，不用宮中的管理機構(gòu)來處理了。如若劉禪不答應的話，那就是“內(nèi)外異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開張圣聽”，不“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見諸葛丞相羅列了這么多不答應將會產(chǎn)生的罪狀之后，劉禪大約是不敢不應的。這些話更像是一個上司在教訓屬下，哪里是一個臣子對皇帝說的話，然而卻是出自諸葛亮這樣一個被稱為“一身唯謹慎”的“千古第一人臣”之口，難道不奇怪么？
　　只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要劉禪將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后，諸葛亮又舉薦了將軍向?qū)櫋盀槎健�，掌管京師的近衛(wèi)軍，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yōu)劣得所”。此前執(zhí)掌皇室保衛(wèi)任務的近衛(wèi)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云，劉備以趙云“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nèi)事”，在進成都后將其升為翊軍將軍，翊，衛(wèi)也，依然是劉備的頭號保鏢兼近衛(wèi)軍統(tǒng)領。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qū)�，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lián)系《出師表》的前后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目的在內(nèi)�！叭粲凶骷榉缚萍盀橹疑普撸�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nèi)外異法�！贝嗽捰诛@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說誰，我們現(xiàn)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說到不設史官，問題又來了。我想以諸葛亮的“達于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產(chǎn)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譙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里也唯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匱乏，導致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后僅僅只修了一卷便作罷了(《三國志·蜀書·后主傳》：“……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倘若說在劉備時期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么在劉禪當政后這么長的時間內(nèi)，政權(quán)穩(wěn)固度應該已經(jīng)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譙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tǒng)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周”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是要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多少會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諸葛亮除了對劉禪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后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jié)之臣，愿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后，要后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干，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xiàn)。尤其是李嚴，作為和諸葛亮并列、“統(tǒng)內(nèi)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在諸葛亮不在的情況下，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而諸葛亮所謂的“親賢臣”，要劉禪親信的郭攸之、費祎、董允、向?qū)櫟惹G楚集團人士雖然的確都是賢臣，然換而言之，李嚴、費觀、何宗、王謀(《三國志·蜀書·楊戲傳》：“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勛，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nèi)侯，后代賴恭為太常�！�…后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焙螐┯⒚�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shù)，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后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后，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等人難道就不是賢臣了嗎？而且他們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員，單就官階論也要遠高于這幾位侍中、侍郎，不提他們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諸葛亮這樣做絕非是偶然的。
　　在諸葛亮的內(nèi)心，他是始終將自己擺在一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位置的，一直以為蜀漢在他“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同時相信他也很清楚劉備安排李嚴和他共同輔佐劉禪的目的，是利用李嚴來制衡他。因此為了保證他對蜀漢政權(quán)的操控性，他是絕不會允許李嚴這樣一個能在政治上對自己形成威脅的人，來進入權(quán)力中心和掌握軍事實權(quán)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嚴進入成都這個政治權(quán)力中心外，在開始北伐前又進一步地發(fā)動了削弱李嚴權(quán)力的實質(zhì)性行動。
　　在前面我說過，諸葛亮在北伐前并沒有在軍事上大展身手的機會，始終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現(xiàn)他的才華，剛剛結(jié)束的南征，由于對手是被視為蠻夷的少數(shù)民族，也并不能給他帶來太多軍事上的聲譽。而在他發(fā)動北伐后，魏國“以蜀中唯有劉備。備既死，數(shù)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的反應，也說明了曹魏根本沒有將他作為一個軍事上的對手來考慮。因此諸葛亮發(fā)動北伐，固然有蜀漢政權(quán)在戰(zhàn)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對李嚴這樣一個在軍事上有很強能力、兩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對手，以及朝中另一批對他并不心悅誠服的政治勢力時，還有著其個人在政治上的強烈需要。
　　諸葛亮在發(fā)動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漢中會出現(xiàn)軍事力量空虛的理由為名，向李嚴提出了要李嚴帶駐扎在江州的部隊前往漢中的要求。假設李嚴真的去了漢中，很明顯他的軍隊就會被收編，成為由諸葛亮統(tǒng)帥的北伐軍中的一支，而他也將成為諸葛亮帳下的一名將領，那么他這個被劉備定為“統(tǒng)內(nèi)外軍事”、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將就此徹徹底底地葬送與諸葛亮相提并論的地位和實力，李嚴很清楚此事的后果，于是以各種理由拒絕了諸葛亮的要求。而諸葛亮在對此事的處理上，就相對顯得比較無力。因為江州是蜀漢東部與東吳、曹魏交界處的二線重鎮(zhèn)，和面對北方曹魏勢力的漢中地位相當，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diào)到漢中的理由。
　　而富有政治經(jīng)驗的李嚴這個時候不但拒絕了諸葛亮這一要求，還借機發(fā)起了反擊。他乘勢提出將蜀漢東線的巴郡、巴東、巴西、江陽、涪陵等五郡組成巴州，并由他擔任刺史。
　　早在建興元年（223），諸葛亮就已經(jīng)“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此后“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而作為僅次于諸葛亮的尚書令，又是兩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嚴，卻只被授了一個光祿勛的虛銜，并被棄于遠離權(quán)力中心成都的江州，這樣實際產(chǎn)生的后果，就是導致像北伐這樣大的軍事行動，完全沒有他這個被劉備遺命“統(tǒng)內(nèi)外軍事”的托孤大臣說話和發(fā)表意見的份兒。因此他以這樣的舉動明確表示了不滿，并提出在政治上享受與諸葛亮“領益州牧”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為巴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設置巴州并由李嚴任刺史，那等于將整個蜀漢東部都劃進了李嚴的勢力范圍，而作為尚書令的李嚴，就可以與諸葛亮這個丞相兼益州牧在各個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這一要求，按照他當時的身份和在蜀漢政權(quán)中的地位，應該說是正當?shù)�、并不過分的。只不過對諸葛亮而言，是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fā)生的，但此時他卻又拿李嚴毫無辦法，因此不得不將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暫不再提起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diào)往漢中的事情[《三國志·蜀書·李嚴傳》：“臣（諸葛亮）當北出，欲得平（李嚴）兵以鎮(zhèn)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
　　李嚴第一次發(fā)出的對他被壓制的抗議，使得蜀漢政權(quán)兩個托孤大臣之間首次冒出了公開的、不和諧的聲音，這也使諸葛亮進一步意識到他在蜀漢政權(quán)里的地位是受到威脅的，東州、益州集團的勢力不可小覷。因此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現(xiàn)出了那些耐人尋味的舉動，以及對劉禪所說的如“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這些話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同時也表現(xiàn)出當時蜀漢政權(quán)內(nèi)部的權(quán)力斗爭開始激烈起來。
　　建興六年（228）春，這場由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于開始，然而由于諸葛亮親點的先鋒馬謖嚴重缺乏實戰(zhàn)經(jīng)驗，所統(tǒng)帥的數(shù)路大軍被“識變數(shù)，善處營陳，料戰(zhàn)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三國志·魏書·張郃傳》)的曹魏五大名將之一的張郃，輕易于街亭一帶先后擊敗，導致蜀漢政權(quán)的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作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為先鋒大將的馬謖，當時并沒有像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里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后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后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后，還沒來得及執(zhí)行，就于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牽連了與馬謖關系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干向朗（向?qū)櫟氖甯福�，他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此后�?yōu)游無事達二十年之久（關于此事見拙作《諸葛亮沒有殺馬謖》一文）�？梢赃@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后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于諸葛亮的剛愎自用。
　　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xiàn)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一面。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于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系，因此曾特別提醒過諸葛亮：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國志·蜀書·馬謖傳》)
　　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后，“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梢娭T葛亮并沒有把劉備的告誡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將魏延、吳壹等宿將棄之不用“違眾拔謖”的舉動，可以想見，也是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的（《三國志·蜀書·馬良傳》：“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jié)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tǒng)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zhàn)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jù)，退軍還漢中�！保�。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zhàn)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云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便顯得格外嚴重起來。
　　首先，諸葛亮要遭受來自魏延、吳壹等這一干軍隊中實權(quán)派們的質(zhì)問，為什么先帝明確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還要違背先帝意旨，不用我們而“違眾拔謖”？
　　其次，當然是來自朝中的政治對手李嚴等人的詰難。以李嚴等人為首的東州、益州集團，一直遭受以諸葛亮為首的荊楚集團的排擠打壓，在這次北伐的整個過程中，身為“統(tǒng)內(nèi)外軍事”的托孤大臣李嚴甚至未能有一點點發(fā)表意見和起作用的機會，雖然他不至于會對這次完全由諸葛亮策劃和指揮的北伐進行掣肘和為難，但對于這樣一個難得的、有可能徹底打垮諸葛亮和荊楚集團的機會，李嚴等人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必定會乘機大做文章。
　　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jù)，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保ā度龂�志·蜀書·諸葛亮傳》）
　　然而他也知道僅僅是“授任無方”、“明不知人”這樣的說法，是不可能擺脫李嚴甚至魏延、吳壹等人的責難的，因此另一方面諸葛亮還需要有一個人來承擔這次由他全權(quán)指揮的北伐戰(zhàn)役失敗的責任，以便給自己一個脫身的機會，而這個機會顯然就只能來自于馬謖。于是其后果終于、也只能是“戮謖以謝眾”，諸葛亮則自貶為右將軍，但是依然“行丞相事，所總統(tǒng)如前”（《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馬謖則做了他的替罪羊，成為這場政治和權(quán)力斗爭中的犧牲品。
　　在此次事件中馬謖被殺這個結(jié)果，我以為正是諸葛亮本人造成的。理由有四：
　　第一，諸葛亮背劉備遺命而“違眾拔謖”，其罪在先。
　　第二，這次北伐是由他全權(quán)指揮的，雖然馬謖在街亭有“違命之闕”，但而后的行動中卻還有“箕谷不戒之失”，這個總不能也怪罪于馬謖吧？因此追究起來還是他“授任無方”“不能訓章明法”，完全委過于馬謖有失公允。
　　第三，馬謖雖然“違亮節(jié)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然而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為一個前線指揮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戰(zhàn)敗也罪不至死。
　　第四，最后一點，實際上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諸葛亮從來都不像人們所稱贊的那樣執(zhí)法公允而嚴明，他的執(zhí)法嚴明是要看對象是誰和是否有政治需要，也絕對沒有任何所謂的公允可言。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曰：
　　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tǒng)都畿，內(nèi)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蛑^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绷链鹪唬骸爸鞴�……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僅僅因為以前的睚眥之怨，就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而諸葛亮面對他人的舉報和要求他去請求劉備勸阻法正濫殺無辜的建議時，卻一口回絕，非但如此，他甚至進而還說既然法正能讓劉備“翻然翱翔，不可復制”，那現(xiàn)在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勞，正是大王面前的紅人，他殺幾個人算什么，連在他已經(jīng)殺了數(shù)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那會讓他不痛快。
　　這哪里是一個執(zhí)法嚴明之人說出來的話，分明是一個慣于予取予奪之人的口吻。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的反應和處理方式，與他一貫被人推崇的所謂的“賞罰之信，足感神明”的風格和品質(zhì)，存在極大的偏差。但我以為這才是他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他而言，所謂的國法、軍法要不要執(zhí)行，純粹是取決于被執(zhí)行對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執(zhí)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對象事實上是不是有過失和犯罪行為。因此我才說在馬謖生死的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要是有實現(xiàn)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權(quán)力讓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絕不會去顧慮什么執(zhí)法嚴明的形象問題，只要看看他對待法正“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這個事件的態(tài)度和處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為一名與諸葛亮過往甚密，又長期處于權(quán)力中心、熟知蜀漢軍政事宜和局勢的謀士，馬謖當然是知道他這一敗在政治、軍事上的后果的，也很清楚這樣的結(jié)果將會給諸葛亮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帶來的危害，同時他也深知諸葛亮的為人，相信這才是他畏罪潛逃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獄中他才會在給諸葛亮的信中這樣寫道：“原深唯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保ā度龂�志·蜀書·馬良傳》）他援引“殛鯀興禹”這個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這樣的語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無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勢下，能以他來承擔罪責的這一舉動，換取讓諸葛亮躲過對手攻擊，再繼續(xù)主導蜀漢政權(quán)的局面。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諸葛亮為什么不顧蔣琬等人的一再勸阻，甚至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丞相參軍李邈進行處罰，并堅持要殺馬謖還唯恐殺不成的態(tài)度。其實，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謖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干的關系，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執(zhí)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謖，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心懷感激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并不惜進行行政處罰：
　　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這充分說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馬謖去死，不然就不會對勸阻殺馬謖的人厭惡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將馬謖處死，而在判決馬謖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謖死后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態(tài)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內(nèi)，也正是這些原因?qū)е滤�非殺馬謖不可，而且還唯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而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
　　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謖來承擔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那么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這樣一來他對自己所做的處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化解由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而這樣做的結(jié)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謖之死，暫時擺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quán)中主導地位的危機。
　　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在我看來完全不像一直以來人們稱贊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比孫武執(zhí)法嚴明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質(zhì)的例證。相反，如果聯(lián)系他縱容、變相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xiàn)了他剛愎自用而又老于政治手腕，作為一名權(quán)臣在政壇上善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一面。
　　諸葛亮雖然借馬謖的人頭，暫時成功地擺脫了這場軍事和政治上的危機，但是他既沒有取得軍事上的成果，也沒能在政治上進一步穩(wěn)固自己的地位。更嚴重的是他非但沒有證明自己在軍事上的能力，還給李嚴以及像魏延、吳壹這樣軍中的宿將和在軍事上有著多次成功記錄的對手們，留下了對他軍事能力進行質(zhì)疑的把柄。因此他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沒有達到，甚至在政治上還可以說是完全失敗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鑒于此，無論諸葛亮是出于蜀漢政權(quán)戰(zhàn)略判斷上得出的需要，還是出于他本人的政治需要，他都必須再次開始北伐來擺脫這樣的局面。北伐雖然是諸葛亮主動發(fā)起的，但街亭之敗卻猶如啟動了一輛連他自己也無法使其停止的戰(zhàn)車，使得他不論是否愿意，都必須跟著而不是駕御著北伐這輛戰(zhàn)車向前沖下去，將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不過諸葛亮確實是個出色的御手，雖然北伐戰(zhàn)車已經(jīng)停不下來，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在最后，他還是成功地達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輝煌的頂點。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開始，蜀軍圍陳倉，但是由于軍糧耗盡再次無功而返。
　　次年的建興七年（229），三次北伐開始，諸葛亮遣大將陳式攻魏之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軍迎戰(zhàn)，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軍，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詔諸葛亮復丞相職。然而這數(shù)次北伐中，依舊不見李嚴等一干東州和益州集團骨干人士的蹤影，相信李嚴他們對此肯定是會有意見的。
　　李嚴在諸葛亮北伐期間，也沒有閑著，他積極地策反原蜀漢降將、曹魏的上庸守將孟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這樣的語句來招降孟達：“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睆倪@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來對自己與諸葛亮并列為托孤大臣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時刻不忘的，也是時刻以此為己任的。但蜀漢前后三次北伐這樣重大的行動，諸葛亮都沒有一絲讓他參與的做法，也是肯定讓他十分不滿的，因此他除了發(fā)出前面所說的“求以五郡置巴州”等表示不滿的信號外，還以另一種方式展開了對諸葛亮一直以來排擠他這一舉動的反擊。
　　他在一次給諸葛亮的信中“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這和孫權(quán)勸曹操稱帝相仿佛，但又很難說清楚他是想把諸葛亮擺上眾矢之的位置，還是在嘲諷諸葛亮。總之不管怎么樣，諸葛亮很清楚李嚴這一舉動絕沒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確表示自己不會上這個當：
　　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ā度龂�志·蜀書·李嚴傳》）
　　不過諸葛亮這話卻有點前后矛盾，前面他說“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似乎對目前位極人臣的狀況已經(jīng)心滿意足，但后來話鋒卻急轉(zhuǎn)直下，稱王受九錫，就成了有著自己封“國”的諸侯，乃是那個時代人臣所能達到的巔峰，諸葛亮在回絕了這一不知道是有著什么居心的建議后，在結(jié)尾時又偏偏來上了一句“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這話就與他前面表現(xiàn)的心滿意足的態(tài)度產(chǎn)生了矛盾。
　　這樣的話出自諸葛丞相之口，與他歷來被說成“謹慎謙恭”的風格是極不相稱的，但我卻以為這才是他個性和思想的真實寫照，他雖然拒絕了李嚴的建議，但卻不自覺地流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視劉禪的態(tài)度。陳壽對他的評語，有幾句是相當中肯的：
　　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nèi)。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這幾句，一說出了諸葛亮的生平抱負是“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nèi)”，二說出了諸葛亮對自己的評價，表現(xiàn)出他自視極高、當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態(tài)度，實際上諸葛亮的一生，都是圍繞著這幾句話而展開的。
　　建興八年（230），魏大將軍曹真三路攻蜀，諸葛亮拒之，隨即準備第二年出軍進行第四次北伐。這回他再次要求李嚴率軍北上漢中受他節(jié)度，諸葛亮在后來列舉李嚴罪狀的表章中，對李嚴當時的反應是這樣寫的：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李嚴這個時候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顯然正如諸葛亮所言的那樣是“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而李嚴以司馬懿等開府辟召為借口向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隨便拿來就用的借口，他對諸葛亮開府而他沒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懷的，此刻他看似隨便地舉了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來逼諸葛亮，事實上正是表達了他北上漢中的條件，是要得到他這個和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應該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諸葛亮一樣，可以開府選拔官吏。
　　諸葛亮當然是不可能答應也不會允許發(fā)生這樣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對曹魏勢力強大的壓力下，與李嚴這樣長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嚴和他二人，雖然在權(quán)力斗爭中互不相讓，但在對維持蜀漢政權(quán)生存的這一根本點上，卻是絕對沒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協(xié)，“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后事”，繼續(xù)把江州一帶保留給李嚴；而相對他的妥協(xié)，李嚴也作出了對應的姿態(tài)——“將二萬人赴漢中”，同時接受諸葛亮的任命，擔任中都護署府事（《三國志·蜀書·李嚴傳》），并將自己的名字由嚴改為平。按那時的解釋，平字含義大致為行事有序、平定亂事，這相當符合當時的形勢。
　　李嚴終于去了漢中，在劉備死后首次與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諸葛亮和李嚴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