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38年冬季，人們做出了各種各樣的選擇，通敵只是其中的一種，對其價值的評判不在于爭辯它比其他選擇好還是壞。我們要認識到，當時的人們必須做出一種選擇，也做出了選擇，而且是個人通過深思熟慮、精心權衡他們當時的利益得失后而做出的選擇，在其行為意義被充分認識之前就做出了選擇。毫無疑問, 其中許多人的選擇具有貪財?shù)男睦�，也具有較壞的影響，史學工作者不是沒有資格記載這些貪財?shù)男袨榛蜃粉欉@些選擇所導致的損失，并斷言這些損失是他們帶來的。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可能不討厭書中出現(xiàn)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建議讀者完全拋開個人的好惡是滑稽可笑的，尤其是當通敵的結果與他們的南京同類一樣是赤裸裸的行為時。但是史學工作者也有責任記載所有無貪財動機以及沒帶來破壞性后果的通敵行為。換言之，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去挖掘淺層次閱讀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確立的道德準則（這些準則可能是當時的，也可能是現(xiàn)在的）而可能被忽略的領模兩可的東西
　　當時最易遭到道德評判的是受過教育的地方頭面人物，人們期望他們服務于國民政府，并期望他們從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通人所沒有的責任。對他們做出正確選擇的要求提高了，因為他們能支付逃離淪陷區(qū)的費用，而窮人是沒有能力的，所以也比較容易做出正確選擇。受過教育的人比較容易去上海的公共租界避難，或逃到遠離戰(zhàn)爭的四川或云南。受過教育的人離去后，留下了幾乎沒有享受過特權（比如受教育權）的群體，面對掠奪成性的占領軍、不同政治派別的抗日勢力以及整個冬季都缺衣少食、無處藏身的難民，來修復被占領后的經濟和重組國家行政機構。是否通敵涉及到個人在面對戰(zhàn)爭的威脅時所具備的心理成熟程度、個人在面對由于權力帶來的意外收獲時的貪婪程度、或者個人在面對其他權力競爭者時的應變能力。不認真考察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去譴責這些人貪婪和叛國，是再造他們被迫通敵的政治土壤：假定每個人都進行了抵抗，這弄錯了抵抗劇本的情節(jié)。
　　與通常的假設相反，相對而言，普通民眾似乎對抵抗和通敵的道德要求不怎么關心。在張懌伯為抵抗而吶喊與通敵者提倡順從之間，在那些“不惜一切代價，爭奪職位”的頭面人物與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破壞占領政府的人之間，我們發(fā)現(xiàn)普通民眾并不積極參與兩個黨派的事業(yè)。在社會的底層，大部分人參與占領政府，如亨瑞克·德斯來森（Henrik Dethlefsen）描述的那樣，“在占領當局的監(jiān)督和施壓下，繼續(xù)行使權力”，他們要繼續(xù)生活，要努力掙到足夠的錢養(yǎng)家糊口，要繳納無法逃避的稅款，要讓孩子在他們不能控制課程的學校里上學讀書，要在不由他們建立或贊成的政府機構里工作和生活。加拿大醫(yī)生、傳教士羅伯特·麥克盧爾（Robert McClure）1938年在河南寫道，無論哪個政治派別在該省執(zhí)政，他所知道的農民都“習慣于被征服”，“對已習慣于政府這種治理方法的人而言，日本人‘奪取’政權沒什么值得害怕的”。這些人只想繼續(xù)過他們的生活。他又加了一句，“應當假定日本人也意識到這種情況”。實際上也確實如此。滿鐵研究人員在中國北方農村做調查時發(fā)現(xiàn)，村民對國民黨和日本人一樣不感興趣，對通敵者亦然。所有這些都是必須適應的外來，也僅限于此。日本人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一點，因為它使占領政府似乎可以成為這些民眾的政府，無所謂好壞，而且不需要為這種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統(tǒng)治作任何道歉，就取得了這種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公眾代表的資格。
　　張懌伯擔心的是，無論人們多么不喜歡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但還是易于接受這種現(xiàn)狀。他知道一些人持有所有的政府都是“一丘之貉”的觀點，而且不只是農民有這種看法，城里人更易受其影響，有人甚至改變措辭，用“都能勝任”這一詞，支持不壓迫他們的任何政權。他評論說，“未受敵人蹂躪的地方的同胞們，切莫以為敵人入境，不過是統(tǒng)治的變更，還可安居樂業(yè)，照常享受�！边@種投降的觀點將使人們的生活沒有多大變動，張懌伯認為這簡直就是“做夢”。張懌伯憤怒地警告道，屈服于日本的統(tǒng)治，代價是高昂的。但他也很恐懼，那就是時間。時間能徹底改變一切，比如將稀奇古怪之物改變?yōu)樗究找姂T的東西，將零星侵擾改變?yōu)槿粘？刂疲�征服看成是下一個政權。時間能不動聲色地壓倒了這種觀點：屈服于軍事統(tǒng)治是一種錯覺，而且時間也能使抵抗看上去是一種錯覺。后見之明者向我們灌輸，時間有利于抵抗派。抵抗派可以等到日本支配整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的野心破滅，也可以等到日本的軍事力量在亞洲大陸的慢慢枯竭，而且確信，不管誰將爬上國家領導人的地位，日本傀儡都將最終倒臺。但這種情形在當時還不十分明朗，只不過沒多久就確鑿無疑了。
　　時間不利于通敵者。“自治會”成員的高更換率表明，大多數(shù)人在占領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比他們預期的要艱難得多。一些人能為自己在占領政府的官僚機構里找到一個合適的、舒舒服服的職位，一些人因參與占領政府而保護了自己的生意和家庭的利益。更多的人，弄不懂戰(zhàn)時政治的復雜性，不愿意站在入侵者的一邊，當有一個更吸引人的選擇出現(xiàn)時，他們就退出了，或者被迫退出。關于這方面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通敵者在抗日政權和占領政權兩邊都表現(xiàn)為政治上不可靠，道德上畏畏縮縮。對占領者而言，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成本在不斷地增長，抵抗力量不斷毀壞新政權的所有基礎設施。對被占領者而言，代價也極其高昂，通敵者之間的勾結和競爭阻礙了一個政權合法化所必須經歷的政治過程。在這種情況下，通敵是一種失策的選擇。
　　無論通敵的原因多么復雜，但通敵的真實經歷與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設想的畏縮的通敵者相比，在效果上更模棱兩可，在實踐運作中更困難。模棱兩可不意味著令人費解、無法解釋，困難也不意味著通敵對占領當局毫無貢獻。模棱兩可和困難意味著我們不能根據(jù)我們強加的道德要求來推斷處于倉促條件下人們行動的原因，亦不能僅僅根據(jù)參與者不能預測的結果來評估他們的行為。讓歷史行動遠離被民族主義情緒束縛的假想，或者遠離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預設，使事件退回到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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