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毛澤東傳》作者接觸了大量蘇聯解密檔案并沖破“美化”與“丑化”的迷霧,為我們揭示了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者真實的激情與權謀。而他的詩人性格究竟對他的政治生涯有怎樣的影響,他又是如何平衡信仰與現實間的矛盾?
《毛澤東傳》以翔實的史料(其中多為一手史料)為依據,評述了毛澤東的一生,立論客觀。該書不同于海內外其他毛澤東傳記的很大特點是使用了大量俄羅斯檔案,進而在毛澤東與共產國際、蘇共、蘇聯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關系方面頗有新說。闡述這種關系也是該書的一個中心內容。
潘佐夫認為,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的確立、他對王明的政治勝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才成為可能和現實的;延安整風至少是得到斯大林默認的,如果不是鼓勵的話;蘇共和斯大林在中共成長壯大和毛澤東的政治崛起的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民主主義政綱的提出和有限實施也深受斯大林的影響;建國初期斯大林阻止了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盡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企圖;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才得以在中國開始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yè)化;毛澤東擺脫蘇聯及其模式的影響、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努力和其大國抱負,是中蘇關系惡化的主要原因。
(★解密大量從未示人的蘇聯秘密檔案★(媒體熱評,特里爾、麥克法夸爾聯袂推薦!★)
3328份蘇聯解密檔案;
15份毛澤東特別檔案;
68幅珍貴歷史照片;
揭秘毛澤東與蘇聯、與斯大林的復雜糾葛與心路歷程;
剖析毛澤東作為革命者的激情與權謀;
刻畫毛澤東面對愛情與家庭的復雜情感。
本書看點
政治報告(十五卷非常獨特的文件)
私人信件
會議記錄(毛澤東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會談速記)
病歷(蘇聯醫(yī)生匯整的毛澤東病歷)
秘密報告(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
個人資料(家庭以及第九個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證明)
控訴報告
密電(蘇聯大使館和KGB特務從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中國政治局勢呈報的密電)
2015年深圳年度十大好書獎
俄文版序言
1934年秋的一天,從“碧水塘”旁第十四號院的一棟大房子里傳出了電話鈴聲,電話中一名男子以莊重的語氣找“愛倫堡”同志。這棟房子里住了三個人:東方學研究所年輕的教師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他的妻子葉娃和兒子瓦季姆。但是,住在隔壁的人一拿起電話話筒就明白對方找的是喬治(這是住在這所院子里的人對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的稱呼),因為對方稱呼要找的人為“同志”。
電話是《在國外》雜志編輯部打來的,說有一個緊急任務,叫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愛倫堡過去一下。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愛倫堡是一位32歲的漢學家,媒體和學界的人都很熟悉他。盡管除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且時間很短)之外,他什么黨派也沒有加入過,但他還是深受黨內領導的信任,被稱為“同路人”,得到非常好的對待。20世紀20年代初他甚至被派到中國,在那里領導共產主義運動(而他竟然不是黨員。KT邳h的媒體上發(fā)表文章,被邀請參加一些學術討論。愛倫堡在《在國外》雜志上發(fā)表過關于中國的蘇維埃運動、中國共產黨及其爭取自由的斗爭的文章,這些文章令人激動,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對于編輯部打電話找他,他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使他感到有點困惑的是這次給他的任務:在最短的時間內準備一篇詳細的毛澤東傳記。
毫無疑問,蘇聯輿論界對毛澤東的關注已經持續(xù)很多年了,當時他同領導著中國紅色游擊隊的指揮官朱德一樣都是大名鼎鼎的傳奇人物。當時是中國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朱、毛的名字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到那時為止,關于這兩位英雄人物,人們在描述的時候就好像他們是一個人似的,他們的名字也被混在一起:朱毛。他們中的一位的特寫曾在“當代人物”專欄中登過,上這個專欄的通常都是著名人物。給其中一人寫傳,這還是破天荒頭一回。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明白:只有一個人——斯大林才可能下達這樣的任務。
這意味著,領袖需要提高毛澤東的知名度。盡管半年之前,即在1934年2月,毛澤東在自己的家鄉(xiāng)遭受了挫折——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在黨內的“同志”沒有選舉他繼續(xù)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從1931年11月起,他一直擔任這一職務),但是,是不是恰恰這個事態(tài)才令斯大林產生了支持他的念頭?是不是為了平衡其他領導人?
不管怎樣,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對毛的描述非常生動。毛被描述為一位充滿英雄浪漫主義的人、沒有偏見的人,同時也是非常普通而樸實的人。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領袖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出身“貧下中農”、“穿著農民的衣服、手里撐著一把雨傘的革命家”ЭренбургГМаоЦзэдун//Зарубежом1934№31(63)С15。
這篇傳記于11月發(fā)表,影響很大,一種氣氛逐漸被營造出來。在這篇傳記之后出現了其他作家寫的文章、小冊子和書,內容都毫不遜色,甚至更勝一籌。他們都把毛寫成領袖和朋友、忠實的戰(zhàn)友和忠實于斯大林的學生。其結果是,到30年代末的時候,蘇聯人民已開始把毛澤東視為受壓迫的中國人民的主要領袖。
研究毛澤東的熱潮迅速增長,直到60年代初。那時,蘇聯新的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中斷了與中國共產黨的友好關系。之后毛從“小兄弟”變成了“獨裁者”、“反蘇分子”、“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可恥叛徒”。整整一代人是在對中國威脅的擔憂中成長起來的。而這也是有原因的:為什么在烏蘇里江上的小島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譯者注)上發(fā)生了悲?1969年3月蘇聯和中國的軍隊在這里打了一仗!毛就這樣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這主要應該歸因于極其糟糕的蘇共媒體以及盲從黨的媒體的蘇聯輿論。
但是,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樣的人?敵人還是朋友?斯大林提拔的領導人抑或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或許,是一個另類?見風使舵的人?是否一切都是我們的過錯?蘇聯人在50年代唱道:“俄國人和中國人永遠是朋友!70年代他們跟著維索茨基一起唱道:“現在你一無所有,我們不會讓你得逞,毛同志!”
關于毛澤東,已經有了數百部(篇)書、文章、小說,還有電影和專門網站。對他的研究達到了細致入微的程度。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對于西方學者和中國的大多數學者以及蘇中分裂之后的大多數蘇聯學者而言,早在30年代后半期,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是獨立自主的了,而毛澤東也有別于中國的那些斯大林的忠實信徒,他事實上與莫斯科保持著距離。許多學者認為,根據他們掌握的資料,斯大林不信任毛,毛在斯大林的眼中只是一位“農民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包括費正清、史華慈、康拉德·勃蘭特和羅伯特·諾斯在內的一批歷史學家就開始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系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JohnFairbankKing,TheUnitedStatesand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8;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1
亞歷山大潘佐夫,1955年生于莫斯科,現為歷史學博士、美國首都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教授、該校愛德華和瑪麗凱瑟琳格霍德講席主持者。曾在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研究所、美國揚斯敦州立大學
和德保羅大學任教。也曾多次來華講學和從事研究。著述甚多。著作主要有:《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卡爾拉狄克與中國:俄國檔案中的未公開文件》、《毛澤東傳》、《鄧小平:革命人生》。他還是《彭德懷自述》、《毛澤東詩詞》和蔣介石的回憶錄《蘇俄在中國》俄文版的主要譯者。
潘佐夫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漢學家。其著作已在十多個國家出版且廣受好評。
卿文輝,男,1964年生,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法學博士,國際政治專業(yè)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成果有:《霸權與安全——美國導彈防御史話》,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俄羅斯史》(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德國史(1918——2008)》(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俄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第一篇 “潤澤東方”
第一章 菩薩的養(yǎng)子
第二章 在新世界的門檻上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第四章 空谷足音
第二篇 做什么?
第一章 紅樓之夢
第二章 《民眾的大聯合》
第三章 世界革命的氣息,還是專政的魔力?
第四章 “走俄國人的路”
第三篇 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第一章 布爾什維克策略的啟示
第二章 加入國民黨
第三章 希望與失望
第四章 與蔣介石周旋
第四篇 槍桿子與政權
第一章 統一戰(zhàn)線的破裂
第二章 走向蘇維埃之路
第三章 井岡山上的紅旗
第四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五篇 領袖的誕生
第一章 在共產國際的羽翼下
第二章 險惡的黨內斗爭
第三章 長征
第四章 西安事變
第六篇 “形式與結果”
第一章 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中國共產黨的斯大林化
第三章 斯大林、毛澤東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四章 紅色麥加之行
第七篇 中國的斯大林主義
第一章 在朝鮮的冒險
第二章 新民主主義的矛盾
第三章 社會主義工業(yè)化
第四章 偉大的轉折點
第八篇 從斯大林化到毛澤東化
第一章 解放思想
第二章 大躍進
第三章 饑荒與恐懼
第四章 “海瑞罷官”
第九篇 最后一位皇帝
第一章 造反有理
第二章 紅衛(wèi)兵的悲劇
第三章 《571工程計劃》
第四章 孤獨的隱士
后記
在整個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個目標:使共產黨和國民黨正式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戰(zhàn)線。這自然需要一大筆錢。在設法向中國共產黨轉移大筆資金的問題上,他一點也不吝嗇。就在這一時期,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卷入了共產國際的秘密資金運作。她開始以“蘇西夫人”的名義充當共產國際向中共領導人提供大額資金的中間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澤東寫給她的一封言及中共的財政困難的信之后,她就幫助共產國際代表通過共產黨人潘漢年提供的渠道,匯給中共五萬美元。一封日期標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通知收報人說,已經決定為中共提供價值約55萬美元的資金援助。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有意把這筆援助中的第一筆資金15萬美元轉給在上海的潘漢年,時間是11月底,中間人還是宋慶齡。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應把當年給中共的財政援助增加到160萬美元。如果加上中共中央已經收到的兩筆分別為15萬和五萬美元的資金,共產國際在1937年給中共的援助總額已經接近200萬美元。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當時被流放在烏拉爾地區(qū)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大林認為,蔣經國對蔣介石有一定的影響力,有可能說服蔣介石認識到,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與共產黨人建立聯系,因此決定把小蔣送還他的父親。
蔣介石的兒子到烏拉爾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蘇聯的時候還是個16歲的青年,當時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正在高漲。他開始在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爾·葉利扎羅夫。在中國勞動者大學,由于閱讀了許多革命書籍,他的思想轉變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團。黨交給他一些重要的任務,讓他加入了中國勞動者大學墻報《紅墻》的編輯委員會。1927年4月,他對在上海發(fā)動的政變是如此的震驚,以致他在大學的集會上同自己的“劊子手”父親斷絕了關系。他稱自己的父親為“中國反動派的血腥的劊子手”。后來他還說了更多類似的話。蔣經國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組織的中國大學生之一,他在這一組織中表現非常積極。但是在這一組織于1927年11月被摧毀之后,他同反對派斷然決裂了:用他的化名為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學的話來說,尼古拉·葉利扎羅夫“對我們積極擁戴托洛茨基的活動感到恐懼”。在一些同學的建議下,蔣經國寫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義者決裂的正式聲明。1927年底從中國勞動者大學畢業(yè)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寧格勒的Н. Г.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科學院。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輕的妻子、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離婚,他們是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結婚的。離婚的原因很簡單:馮元帥也是“血腥的劊子手”。如我們所知,1927年6月,根據與蔣介石達成的協議,馮元帥也破裂了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zhàn)線。蔣經國的妻子絲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譴責父親。后來,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順便說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擁護者)馮洪國以及自己的妹妹馮弗發(fā)(兄妹倆都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化名分別是索比諾夫和索比諾娃)回到中國。
蔣經國則繼續(xù)在軍事政治科學院學習。1930年,在從軍事政治科學院畢業(yè)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納莫工廠當了一段時間的鉗工,然后參加了集體化運動。1930年成為聯共(布)預備黨員,作為當時被黨派去加強集體農莊建設的九千名黨員中的一份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擔任莫斯科州科羅溫村“十月革命”集體農莊主席。在此之后,從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學習,這次是到列寧國際學校讀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烏拉爾,擔任位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烏拉爾機械制造廠第一機械車間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這里認識了一位比他小七歲的金發(fā)俄國女郎、共青團員芳娜?瓦哈麗娃。這名姑娘當時是這家工廠的一名車工。1935年初,他們結婚了,當時蔣經國已經是工廠的廠報《重型機械報》的一名副編輯。一年后他們生了第一個小孩埃里克。1937年年初,蔣經國被任命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委組織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蔣經國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會見了他,蔣經國發(fā)誓將堅決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國的途中,他給季米特洛夫發(fā)了一份電報:“我在途中,謹向您致以最誠摯的布爾什維克的敬禮。您的所有指示都會得到執(zhí)行!
但是,在返回中國后不久,他的布爾什維克幻想馬上就煙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錯了算盤,就像在他父親身上打錯了算盤一樣。葉利扎羅夫不再履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中國反動派的血腥的劊子手”一下子變成了他所熱愛的父親。他受蔣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擔任國民黨江西省第四行政區(qū)督察專員。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骨肉團聚了,兒子從俄國回來了。離散了12年,現在先輩們可以安心了”。后來,蔣經國在父親的支持下飛黃騰達,在1975年父親死后繼承了他的職位。
為什么他這么快就背棄了青年時的理想?誰知道呢?或許,他的一名傳記作者В. П.加利茨基的說法是對的:尼古拉·葉利扎羅夫對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早就感到失望了,他不過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務,趁機逃離俄國。
因此,國共兩黨的協議并不是由蔣經國的回國所推動的,而是由國內政治局勢的惡化所促成的。1937年春,日本加快了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結,且其駐軍離北平只有幾公里。這才是蔣介石于三月下旬在杭州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和潘漢年進行面對面的談判的真正原因。雙方協定:中共保留對其武裝力量的控制,兵員限額為三個師,計四萬多人;共產黨人將同以往一樣控制著他們所盤踞的地區(qū)的政府,同時也將接受來自南京的命令。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四月初批準了這個談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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