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當電話鈴驟然響起，已是上海近午晚時分了，我“騰”地從被窩里翻躍起來，扭亮了臺燈。望著那盒暗紅色的電話座，不知怎地，一種莫明的預感襲上心來。
　　“喂！喂喂！……”電話的彼端傳來“咝咝”的太空音，表示著這是一個長途。
　　“——阿正嗎？”是妻子的聲音，“媽她……她中風了！”
　　我耳內一陣鳴響，握聽筒的手也不由自主地顫抖了起來，“哪我立即趕回來！”
　　“不用了，情況不嚴重，且目前已穩(wěn)定了，你安心處理好上海那頭的事情，如有需要我會通知你的�！�
　　“噢……”我猶猶豫豫地放下話筒，眨一眨眼，兩顆溫熱的淚珠便“滴溚”在了顫抖不已的手背上。
　　母親，這個親切得像生命本身一般的字眼，自彩斑在瞳仁中凝聚成這么一個世界的嬰兒時起，便伴陪著每一個人。而我的童年是五十年代之初的上海安靜的街巷，蟬聲熱烈的仲夏，冰柱掛檐的隆冬；或是后巷中一聲晚歸的呼叫，或是小床前一片金燦燦的晨光，母親，那起祥和的臉龐就始終反復而又反復地旋轉在我那夢境一般遙遠的日子中了。它曾是那個年歲上的我的依靠、象征以及一切希望與目標的焦聚中心。
　　很小很小的時候，有一次農歷新年前夕，我的小手牽著母親的在“永安公司”擁擠不堪的人流中游動�；ɑňG綠的糖果和高懸著的紙札玩具強烈地吸引著我，不知何時，我發(fā)覺自己的手空了。猛轉頭，周圍都是陌生的面孔，嘻笑著，涌過來，又涌過去�！皨�！——”我第一次體會了所謂恐怖是何物，空空地像懸在青光籠罩下的外層空間一樣地沒有了生存的希望。一個好心的顧客向我走來，問我這問我那，然后是一個服務員，再一個服務員。一刻間，我應該是成了一團圍觀者的核心了，但我絕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別人又講了些什么，我只記得有人拉著我的手穿過湍急的人流，再通過一條走廊，進入了一扇門內。一房間的人都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但突然，我的視線抓到了一張背都能背誦得滾瓜爛熟的面孔，一張突然使自己從外層空間的夢中醒來發(fā)現仍躺在溫暖床上的面孔，我哭喊著蹦過去，她也流著淚蹦過來，一剎那間的擁抱便結束了我這一世人生中最初那次險程的全部記憶。
　　1968年。那個瘋狂的夏季。我才20歲，便被一隊來自于同級同班的紅衛(wèi)兵們拉去隔離了，罪名是“反動學生”。筆記、日記、信件全部抄走，我只身被押在教學樓的頂層，一間當時已無課可上的大教室里。課桌椅像筑碉堡似地堆疊在門口，而另幾張則拼成一長方，給我夜間當床睡。室內空無一人一物，只有墻中央的一幅毛主席像，目光慈祥地注視著我這個據說是反對他的青年人。
　　除了那堆日、筆記簿中已記不清可能寫過了些什么內容之外，我最擔心的便是母親了。一共三口的家，父親去港謀生多年，文革初期備受沖激，那是意料中事。想不到的是：事到如今竟還將我從與我相依為命的母親身旁拉走，我真不知道，現在的她該著急成什么模樣了？
　　天漸漸暗了下來，我躺在硬梆梆的課桌“床”上，不知何時已昏昏糊糊地睡去。突然，一陣“嘰咔”之聲將我從夢中喚醒，借著從窗口反射進來的路燈的微光，我見在門口堆疊的課桌椅在被挪開，一個人影正從縫間擠進來。
　　“誰？——”我翻身自桌面上跳下來，全身的肌肉都抽緊了。
　　“正？——是吳正嗎？”怎么是母親的聲音呢？我使勁地揉了揉眼睛，懷疑自己是否仍在夢中。
　　但下一個意識便清楚地告訴我：那是事實。因為人影已擠進房來，背著光線，我能明明白白地辨出她短胖的身裁。
　　“媽，您怎么……？”
　　“來陪你，”她說得平靜極了，“他們不把你放回家來，我就搬到這里來過日子——燈呢？”當她走到我面前時，她的手在黑暗中比劃著，“開關在哪兒？開了燈再說。”
　　“開燈？全校課室的燈泡幾乎全沒了，那還有什么燈開……您是怎么進來的？他們沒人見著您嗎——媽？”
　　“見著了，但我不管，直沖四樓而來�！�
　　“哪怎么行……？”
　　正說著，幾道雪亮的電筒光便伴著兩三個人的大聲說話在走廊里迥蕩起來了：
　　“這老太婆都不是做好人，也是個老牛鬼！”
　　“對！對！去拉她出來！……”
　　“去拉！——”
　　一道電光從桌椅的隙縫中射入來，繞了個圈，停留在我們的臉上，幾只手搬動著門口的阻攔物，不一會兒，就將我倆團團地圍在了幾尊黑乎乎的人影中央。
　　“你——進來干什么？！”
　　“干什么？你們也都有母親，假如你們被人無故地抓關起來，你們去問問你們的母親，她又會干些什么？”
　　“你的兒子犯了罪，你的兒子是階級敵人——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只知道犯罪的應該是那些非法關押人的人！”
　　雖然，我知道母親是一位無畏的女性，但于那時那地，我仍怕她會吃眼前虧。
　　然而，小將們卻對對手的反擊火力大感意外，一下子竟全朦了。幾秒鐘的靜默后，突然有誰大喊了一聲：“拉她出去——跟她啰嗦些什么？”幾條胳膊便伸過來拉住了母親，并將她向門邊扯。
　　“媽！……”不顧一切了的我正待動手去搶，才發(fā)覺：原來自己的手腕也是同時被人按住了的。
　　“別怕，孩子，別怕！我會去告他們的，去告那些不講理的人！”
　　“告？告誰呀？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支持我們，你告誰？”
　　叫鬧聲漸漸地遠去了，當它們在扶梯的盡頭消失時，我又一個人留在了那大間課桌椅當攔門壩的，空蕩蕩的教室里。
　　又過了幾天的一個中午，從一位同情我的同學口中才知道，那晚他們拉扯母親到校門口時，母親跌倒了——跌倒在刷地大字標語未干的漿糊上。
　　“現在她怎么了？”我一下子驚跳了起來。
　　“你放心好啦——沒什么！”對方一個平靜的口吻，繼而向門口探了探，放低了聲音道，“你母親真夠厲害，左臂右腿都上了紗布仍不肯回去。她已在工宣隊辦公室睡了兩夜，現在還留那兒，而從你家抄去日、筆記偏又啥名堂也查不出來，我看搞你的那批人哪——怎么下臺？”
　　果然在當天傍晚，我就被釋放了。走起路來還一瘸瘸的母親前來接我，當我提著小包袱同她一起走出校門時，天已開始暗下來。背景著西邊青白色的天際，有好幾縷銀絲已在母親的鬢間出現。
　　“媽，您的腿要緊��？”
　　“腿？——噢！”她突然爽朗地笑了起來，并立即糾正了走路的姿勢，“有時裝裝腔也少不了，否則，他們能就這么放了你？——你的這批寶貝同學哪，沒書讀，全國都如此，那已經是沒法的事了，但自己還不習上，整天不是搞這就是搞那，落得一個不學無術的胚子，今后還有那大半截人生，該怎么過喎！”
　　母親的話真沒說錯，當班機在香港機場降落，而我提著手提行李件走出機場大廈風閘口的時候，我這樣想。近二十年過去了，歷史已對很多事物下了或正下著結論：從同一扇校門里走出來，不同的人生軌跡正顯示出迥異巨大的走勢。其實從長遠看，以平均值來計衡，這世間的一切都很公正：播種什么收獲什么，播種了多少收獲多少。
　　但此一刻，占滿我思想空間的除了對母親的掛念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喚了一輛的士，直奔醫(yī)院而來。
　　這是個晴朗的春午，天氣潤暖，陽光充沛，醫(yī)院療養(yǎng)區(qū)的綠油油的草坪上三三兩兩地散布著一些穿條子號衣的病者。就當我站定，剛想放下手提袋時，我就遠遠地見到一個人影正從一張墨綠色的長凳上顫顫巍巍地站了起來。于是，我便朝她急速地，她便朝我蹣跚地互相跑過來，就如那年在“永安公司”的母子相會，我們相遇并擁抱在半途中。
　　“媽，您好嗎？……”
　　并沒有立即的回答，她的頭伏在我的肩上，哭了。
　　“我害怕，我只是害怕，孩子，害怕就這么一下子，再見不到你了……”
　　“不會的，媽，怎么會呢？”我用手掌按撫著她抽搐不停的背脊，“這不是我又回來見您了嗎？”
　　半響，她才止住了哭泣，從我肩上抬起頭來，“媽老了，媽非但不能再幫到你什么，媽最怕的是反而還會為你帶來煩惱，帶來負擔，帶來拖累……”
　　這才是一句將淚水泵入我眼眶的表達，但我努力使自己保持鎮(zhèn)定，盡量不讓表情外露：“什么的話呢？媽，對于作兒子的來說，母親老了，才更是母親�。　�
　　她已經開始反應木然的眼神凝視著我的，這是一種追尋加思索式的凝視，足足一句鐘，她才默默地點了點頭，動作之幅度小到似乎這不是向我，而是向她自身的一種確認。然而，她的表情卻開始明顯地緩解：“你是從機場直接來醫(yī)院的嗎？”
　　“嗯�！�
　　“那就趕快回家去吧，大家都在家里等你呢。而且公司還有很多事要做，你的時間寶貴，不用天天來醫(yī)院看我，記得打多幾個電話就行了——�。俊�
　　我還想多坐一會兒，但她已彎身提起我小小的行李袋來塞到我手里：“去先忙你的事吧，不像我老了，你這年齡正是趕事業(yè)的時候。”說著，便邁開了腳步。
　　我與她肩并肩慢慢兒地走完草坪，她停下了，“我不送你出去了，”她說。
　　我無言地側過頭來望了望她，隨即踏上了那條水泥的主徑，向著醫(yī)院的大門方向走去。五步，我回過頭來，她站在那兒向我揮手；十步，我又掉過頭來，她還站著，還是那起揮手的動作；二十步，我仍忍不住回首，而她仍站在原地揮手。逆光中，她蓬松的蒼發(fā)全白了，暮年已徹底地統治了這一截我最親愛的矮矮胖胖的身影，而我強忍了許久的淚水終于“唰”地，全流了下來。
　　92年8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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