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回來，我說不出什么能算是一樁收獲。世界多少是見了一些，但并沒有哪個使我真正有過震動。除了在：Mesa Verde看到印第安人撤走后高原在猙獰地淌著綠膏般的血以外，除了曼哈頓島的樓妖廈鬼朝我洶涌澎湃如同一片瘋狂的海之外，說實話我只是長了些見識但并沒有覺得新鮮。全力以赴搜尋過消息，但是Bob Dylan沒有在那一個月里唱。只聽了一場他曾為伙伴的Joan Baez，這自然極為難得和感受萬千。她雖然長得出人意料的美，但至今還是六十年代式的歌，這便不能成為我的參考。不是我有意如此，冰冷的一絲感覺快要膨脹了，我只得當機立斷，一頭鉆到梵·高的油畫中去。
出洋本為奢侈事，看梵·高的原畫不是一個草地放羊出身的人能輕易體驗的大奢大侈。尤其是，在這個國家里我的語言只能點幾樣酒，而看畫時世界是平等的，誰都知道那里的通用語是什么。再加上時間少，門票貴，我對諸如畢加索、馬蒂斯或者修拉塞尚一律一眼瞟過，幾個小時牢牢站在梵·高的面前，度過我在美國最緊張最充實、也是過得最快的時間。后來接待者宣布，已經(jīng)通知各地幫我尋找梵·高的作品藏處。但是回來我才發(fā)現(xiàn)他們食言了：至少在芝加哥有一幅夫妻倆收藏的《割了耳朵后的自畫像》。如果當時我知道這件事，我猜我怎么也能求他倆讓我看看的，因為在芝加哥干的其他事沒有一樣是非干的，而且我猜我若是見了那對夫妻，沒準會交上美國朋友，并且徹底改變我今天對美國的印象的。
但是應當謝謝美國，還有聯(lián)邦德國，畢竟是它們使我有生以來真的看到了梵·高的油畫原作。慕尼黑四幅，華盛頓兩幅，紐約十三幅，芝加哥五幅——我共計看到了二十四件這偉大藝術(shù)家的親筆原畫。醒過神來，又覺得中國人真是可憐透了：你能想象中國王家的《昭陵六駿》和《帝后禮佛圖》被美國人打碎裝箱(他們至今也大概還覺得那是可以隨便拿的石頭)運到美國再粘起來收藏展覽，但是你敢想象中國人能把不是美國的梵·高油畫買一幅回來嗎？交待出來請美國東道主別生氣：離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后那天夜里我做夢了，我夢見我死死摟著梵·高的那幅《破靴子》朝西跑。在洛杉磯的沙灘上我使出了死勁，追我的十部警車陷在沙灘里轟鳴怒吼，我猛地跳了太平洋�！�—這不是個沒味兒的閑扯，我覺悟到我從事文學以來惟此一次獲得過偉大的想象力和幻想。
把在梵·高原作面前出現(xiàn)的感想寫出來也是一件困難而且不適宜的事。因為用灌在鋼筆里的墨水在格子紙上寫出那激動人心的色彩和畫面，首先已經(jīng)不可能；我又不能要求我的讀者們有人手一冊畫集的條件。另外，感受這個世界還需要一種血型，雜志不能為我先驗血后賣書。
一切都只能是盡力而為。好在當年他就是這樣畫的。
必須先回到聯(lián)邦德國，最初的經(jīng)驗是在慕尼黑。慕尼黑對于我，就好像蒙古神話中那個少年在走過三道河、越過三道山后，找到了他追尋的第一張神弓一樣。(在這之前我已經(jīng)失敗了一次：在西柏林座談會后，我急著利用這么惟有的半天時間找他的畫。我居然用全部不足二十個英文單詞和一位老太太一塊找了半天整。我們先大步疾行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碰上了出租車。駛到書店時店門剛剛關(guān)上一半，立即買了一本他的畫冊，并問了藏他原畫的博物館在哪兒。再趕到那個博物館時是下午三點半，離閉館還有半小時。老太太滿頭汗進門就問：梵·高在哪兒？回答是：他不在這個博物館。)當我在慕尼黑的畫廊人口聽到館員講“是的。請向左走。我想是在第十八室或第十九室”——的時候，我的心猛地動了一下，我不知道從那一刻起它是怎么了。至今天為止，我還在捉摸它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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