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和朱元璋一樣，是行伍出身。當年朱棣下江南的時候，姚廣孝可能是怕這位“武將”只重視武功不重視文治，所以特意請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讀書種子。
    其實姚廣孝的擔心是多余的，朱棣知道那些讀書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也知道儒道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他得了天下之后曾經(jīng)說：“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繼承大統(tǒng)，仰思圣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材，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以上不負皇考創(chuàng)業(yè)之艱，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幾焉�！�
    有一次，通政使趙彝給朱棣引薦了一個山東人，此人善于行軍布陣。趙彝的這個做法可能是為了迎合朱棣這位“馬上天子”，誰知道朱棣卻說：“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驅(qū)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shù)年，每親當矢石，見死于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yǎng)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朱棣重視文治的意圖可見一斑。
    為了體現(xiàn)自己的文治意圖，朱棣上任之后倡導儒學，優(yōu)禮孔裔，還經(jīng)常將學者們聚集到一起編纂圖書，他身邊時常跟著一些學者大儒，其中包括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這些人在朱棣手下都被委以重任。
朱棣用文人，朱允炆也用文人，但兩個人的用法不一樣。朱允炆手下的文人，自然都是學者大儒，但管理軍國大事未必拿手。但朱棣能夠識別出文人中哪些是學問家、哪些是實干家。
    比如解縉，朱棣就認為這個人做學問很好，但是實干不行，于是就派他去編書。而楊榮則被朱棣認為是一個精于實干的人，所以被朱棣委以軍國大任。各種人才的合理使用，讓朱棣的政府變得非常高效。這也是他創(chuàng)建盛世的一個基礎。
    為了體現(xiàn)對學問的尊重，朱棣還親自到太學祭祀孔子。他撰寫了一篇祭文，說：“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
    與同樣是行伍出身的朱元璋相比，朱棣更重視科舉。朱元璋雖然開啟了明朝科舉的先河，但是他很少重用從科舉中脫穎而出的大臣。朱棣不同，他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會試及第的舉人中，挑選優(yōu)秀者進入國子監(jiān)學習，享受教諭的俸祿，以等后科再試。他還命從翰林院庶吉士中，選才學英敏者就學于文淵閣，供給紙筆、膳食、燈火費，并提供住房。從朱棣開始，科舉才真正成了選拔人才的主要渠道。
    在朱棣看來，合理地養(yǎng)育人才、選拔人才是歷代有為君主、政治家的成功之處，他說：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茍不養(yǎng)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獲，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yǎng)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昵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yǎng)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咸康。
    朱棣所提出的：“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yǎng)其忠亮”等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可以作為一個國家、一個企業(yè)的用人之道。
    朱棣的這一系列舉動，使之前對他不太信任的士人們，盡為他所用。在中國古代，所謂士，就是指知識分子，是社會中一個獨立的階層。
    士人可以選擇為君王效勞，也可以選擇逃避。在朱元璋時期，士人就不太愿意為朝廷效力，清朝人趙翼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睘榱俗屩�識分子跟自己合作，朱元璋還專門制定了法律，要求知識分子必須要參加科舉。但是很多人還是選擇逃避。
    封建社會中，君主從理論上掌握著國家的一切權力，但畢竟一個人不可能有足夠的精力去管一切事情，所以君主不得不把手中的一部分權力交給士人，讓他們協(xié)助自己管理國家�？墒�，君主又害怕士人在獲得了權力之后，削弱自己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力，所以他們又會千方百計地控制士人手中的權力。因此，君主和士人，既是合作的，也是矛盾的。
    一個君主，如何處理與士人、文官集團的關系，是他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朱棣在《圣學心法》中說：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茍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納言之要，在于虛心約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臨下，若不和顏下士，則人亦有言而不敢進。但君主之納言，目的仍在消除禍患，長治久安。
    朱棣的看法是，對待士人，要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讓他們敢于直言，如此才能長治久安。但是，朱棣也認為，君主應該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能別人說什么就是什么，他說：“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處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cè)，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
    朱棣總結(jié)了歷代君王失敗的經(jīng)驗，認為他們之所以會失敗，大多數(shù)是因為喜歡聽奉承，不喜歡聽真話，他說：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jié)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納諫親賢是中國歷代政治家所強調(diào)的一個方面，朱棣要繼承和發(fā)揚這個傳統(tǒng)。在朱棣的構想中，他的政府應該是這樣：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惡為取舍。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主舉賢納諫，人臣禮樂和諧。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以道德、禮教相約束的有秩序的社會。這種社會構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