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經(jīng)30 多個年頭。人生的五分之三，是在上海度過。我也常 說，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盡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 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稱我“上海作家葉永烈”。
     如此說來，對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卻搖頭。
     莫非最熟的是故鄉(xiāng)——溫州？ 其實，我在高中畢業(yè)之后，便離開了溫州。此后 ，雖說隔幾年也回一趟溫州，卻總是來去匆匆，只住 三五天就走。所以，故鄉(xiāng)留給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時 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溫州，寫了篇溫州散記，那題 目就是《不識故鄉(xiāng)路》——因為溫州這幾年已經(jīng)大大 地改變了，除了市中心舊城區(qū)之外，我“不識故鄉(xiāng)路 ”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說：“最熟是北京�！� 這倒并不因為當年我在北京大學上了六年學。其 實，做學生時，我忙于學業(yè)，再說窮學生也沒有多少 錢“消費”，難得從郊外的學校到市區(qū)——那時叫“ 進城”。一個學期進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 那時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說“最熟是北京”，卻因為一趟趟出差， 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說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數(shù)比去 上海南京路的趟數(shù)還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膩了。在北京，早上辦完事 ，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別去北京。我 希望最好是到?jīng)]有去過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鮮感�？� 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總是“粘”著北京，內中的緣由便因為北京是首 都：全國性的會議，大都在北京開；出差辦事，上這 個“部”，那個“委”，這個“辦”，那個“會”， 都得去北京；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我的采訪罔，大 體上在北京。說來也怪，雖然人家稱我是“上海作家 ”，可是我的作品卻大都是北京題材。北京作家們笑 我“侵入”他們的“領地”。其實，我也深感“遠征 ”北京，比寫“近水樓臺”的上海題材要吃力得多。
    但是，我卻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訪不可。
     為什么我要“遠征”北京呢？我曾說，這是因為 中國的“百老匯”在北京。當然，我所說的北京的“ 百老匯”，并非美國紐約“百老匯”（BROADWAY）那 樣的大街。我所關注的是中國現(xiàn)代史、當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飽經(jīng)風霜 的“歷史老人”、“風云人物”，匯聚在北京，成了 中國的“百老匯”。我奔走于這樣的白發(fā)世界，進行 一系列采訪。在我看來，北京的“百老匯”，是我的 創(chuàng)作之源。
     于是，我不斷地去北京，有一年甚至去十來次， 有時—個月內要去兩次。
     我去過紐約。那里的百老匯大街又寬又長，相當 于北京的長安街，寬達40來米，長達25公里。北京的 “百老匯”，卻“匯”在幾處。記得，有一回我在北 京三里河一個高干大院采訪，那里是北京的“百老匯 ”之一。被采訪者問我，你是第一次上這兒？我說來 過好多回，隨口答出這里七八戶人家的名字。又有一 回，在北京另一處“百老匯”——木樨地的一幢高干 大樓，被采訪者得知我曾來這里多次進行采訪，建議 我索性對每一家都進行采訪——如果把這座樓里每家 的命運都寫出來，那就寫出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縮影 ！ 大抵是我反反復復去北京，北京某部門一度要調 我到北京工作。我覺得這可以考慮�？墒�，對方只調 我一人進北京。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我 無法接受這樣的條件。于是，調北京工作只得作罷。
    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處都不相同。這回住東 城，下回也許住西城。上次住北郊，這次住南郊。這 樣，我?guī)缀踝”榱吮本┑臇|南西北，住遍了各個角落 ，而不像在上海，總是固定地住在一個地方。
     也正因為這樣，我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對于北京 的變遷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過“五四”運動火燒的 趙家樓，我細察過當年林彪所住的毛家灣，我尋找過 北京大學“梁效”寫作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華大學 “井岡山，，紅衛(wèi)兵總部“舊址”前躑躅，我也曾研 究過當今的釣魚臺國賓館哪幾座樓是當年“中央文革 ”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發(fā)現(xiàn)北京在變，這里冒出一 幢新高樓，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橋…… 北京，濃縮著中國的現(xiàn)代史。北京的“百老匯” ，聚集著中國現(xiàn)代史的見證人。
     所以我說，最熟是北京。
     “我愛北天安門” 在高中畢業(yè)之前，我去過的最“遙遠”的地方， 只是距老家溫州70公里的雁蕩山而已。1957年我以第 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學，不遠千里來到首都北京，第一 心愿就是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看，拍一張照片。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秋日，17歲的我穿上了“禮 服”——父親給我的一件他穿過的“派力斯”淺灰色 中山裝，從北京大學“進城”，終于來到“日日盼、 夜夜盼”的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給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宏偉，我一下子被鎮(zhèn)住了。那時候我還沒有照相 機，但是聽說那里有人代客照相，就在金水橋上拍了 一張黑白照片。
     過了幾天，我收到了這張照片，人拍得很大，倘 若沒有身后那金水橋漢白玉欄桿，幾乎看不出是在天 安門城樓前拍攝的。有趣的是，我的胸前除了別著北 京大學校徽、高中的“班徽”之外，上衣口袋里插著 三枝鋼筆。用相聲大師侯寶林的段子來說，上衣口袋 里插一枝鋼筆是小學生，兩枝鋼筆是中學生，三枝鋼 筆是大學生，四枝是修鋼筆的。那天我正好符合大學 生的“標準”。
     1957年國慶節(jié)，我報名參加國慶游行。游行隊伍 從北京大學出發(fā)，步行到天安門廣場，也不覺得累。
    游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城樓前，我清清楚楚看見了毛澤 東主席。此后，在1958年，我參加了建設人民大會堂 的義務勞動，對天安門廣場就很熟悉了。
     后來有了照相機，我從上海出差到北京時，常在 天安門廣場拍照。我的得意之作是在2006年深秋看見 一群老外在天安門城樓前拍照，個個笑逐顏開，我眼 疾手快摁下了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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