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1813—1855）在《致死的疾病》中寫了這樣一個寓言：一位思想者建立了一座龐大恢弘、包羅萬象、囊括古今的精神宮殿，然而，假如我們考察他的個人生活，會發(fā)現(xiàn)一個可怕而可笑的事實，思想家本人并不居住在這座恢弘、高大的宮殿之中，而是住在旁邊的小棚子里，或在一個狗窩里，或至多住在看門人的房子里�？梢�，所謂思想者，就是那些并不懼怕生活在幻想，甚至必須生活在幻想之中的人。
　　克爾凱郭爾的寓言是諷刺那些寧愿生活在自我欺騙的感性世界的人們，但它卻讓我們聯(lián)想到莊子，莊子的生活狀態(tài)就有點像克氏筆下的思想者，住在“窮閭厄巷”（貧民窟），卻大談令人神往的逍遙、養(yǎng)生之道。難道說莊子也是一個教導我們生活在謊言和幻想中的思想家？不是有人說他是精神勝利法的發(fā)明者，阿Q精神的祖師爺嗎？
　　莊子，戰(zhàn)國時期宋國蒙人（蒙，一說在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說蒙屬楚地，即今安徽蒙城，等等。），生卒年不詳，一般認為莊子大體上生活在公元前375年至前275年之間�！妒酚�?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莊子“嘗為蒙漆園吏”，做過漆園一地的小吏。有人認為他不過是掌管漆樹園或漆器制作之類的小事，甚至后來連這種俸祿極低的小吏也沒做了。從《莊子》中的描述來看，他過著貧窮拮據(jù)的生活，靠織麻鞋為生，穿著打滿補丁的粗布衣服和用麻繩綁著的破鞋。莊子一家常常餓肚子，由于營養(yǎng)不良，有人諷刺他“槁項黃馘”——脖子細長，面黃肌瘦，像干枯的樹枝一樣。（《莊子?列御寇》）窮而受辱，亦是常事。有一次他去向監(jiān)河侯借米，沒想到人家推諉說，“好啊，等我收了采地的稅金，我就借給你三百金，好嗎？”。莊子只好自我解嘲地回答，“我昨天在來時的路上，碰到一條快要干死的鯽魚，魚說，你有斗升的水救活我嗎？我說，等我游歷吳越時引西江之水來救你，好嗎？魚說，那你到時直接到干魚市場上去找我吧！”。（《莊子?外物》）
　　或許我們會說，莊子真可憐，窮得只剩下逍遙了，就如同有的人說他富得只剩下錢了一樣！但這兩種人有著天淵之別，差別不在錢的多少，而在快樂、自由的多少。當一個人富得只剩下錢時，就意味著他的人生全部被金錢占據(jù)，健康、快樂、幸福和自由自在這些更重要的東西被擠走了；而當一個人窮得只剩下逍遙時，夫復何求？逍遙就是自由自在、快快樂樂、天馬行空，逍遙就是斷盡煩惱，無礙解脫。相比之下，做一個逍遙的窮人不比做一個只剩下錢的富人幸福得多嗎？
　　莊子不是因為貧窮而不得不窮開心，自我安慰，用精神勝利來麻醉自己，而是為了追求逍遙的人生，主動選擇物質(zhì)上的清貧，所以莊子與阿Q不一樣。阿Q因為物質(zhì)世界的貧困，導致精神世界的加倍貧乏和扭曲，用精神去意淫、占有和攫取，除了怨恨、滑稽和可憐之外，阿Q可謂徹底的窮人。而莊子的心靈世界表現(xiàn)出來的是高傲、自信、幽默和智慧，是洞穿了人世本質(zhì)之后的超邁與達觀，不為軒冕肆志，不因窮約趨俗，不趨利以累形，不去性而從心，他的精神世界極其富足，根本不需要尋找外在的補償。所以，莊子“貧”，但不“困”，貧是身體、物質(zhì)上的窮，困是精神上的窮，“窮人”不一定是指無錢無地位無財產(chǎn)的人，真正的窮人是指精神上沒有追求或走投無路的人——這就是“困”。有一次，莊子穿著粗衣破鞋去見魏王，魏王說：“先生你看起來怎么這樣疲困（憊）呢？”莊子回答道：“我是貧窮，并非疲困！讀書人有理想得不到施行，那叫做疲困。爛衣破鞋，這是貧窮，而非疲困。這就是所謂的生不逢時��！猿猴棲息在大樹上時，攀枝跳躍，自得其樂，即便是像后羿、蓬蒙這樣的神射手也拿他沒辦法；但是一旦墮入荊棘叢中，即便小心翼翼，還是無法靈活自如施展其才能呀！處在一個昏君亂相的時代，要想不疲困，怎么可能呢？”（《莊子?山木》）這讓人想起其中的另一個著名故事，孔子死后，其弟子原憲（字子思）淪落草澤，居于陋巷，衣不蔽體，環(huán)境蕭然，卻日日端坐弦歌。此時已身為衛(wèi)相、顯赫一時的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去見子思，看到衣衫襤褸的子思，子貢鄙夷地問道：“先生病了嗎？”子思回答道：“我聽說沒有錢財?shù)娜私凶鲐殻瑢W了大道卻不能施行的人叫做病。我原憲，是貧而已，非病也！”子貢聽了，羞愧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莊子?讓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與莊子一樣，在子思看來，貧不是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困”與“病”，子思和莊子雖然是“貧者”，卻非“病人”。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能區(qū)分什么是真正的貧窮和富有，健康與疾病，都是在追求物質(zhì)上的富有，而往往忽略了精神上的窮困，最后即便成為了物質(zhì)上的富人，卻淪落為精神上的窮人和病人。莊子不是理想得不到施行，心里郁悶，精神困頓的“窮人”，而是身懷驚世之才，卻寧愿住在貧民窟，像一只拖著尾巴在爛泥里打滾的烏龜一樣的“自由人”——得大自在的人，他拒絕出仕，鄙棄榮華富貴和權勢名利，不為物欲所困，追求“一丘一壑養(yǎng)生主，聽風聽水逍遙游”的生活。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期的雅典，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正在和他的學生們一邊散步一邊探討著各種學問，因為這種自由而灑脫的教學方式，他們被稱為“逍遙學派”。亞里士多德沒有直接討論什么叫“逍遙”，但他探討了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他認為幸福是終極的和自足的，它是行為的最高目的，“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選取，而永不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看起來，只有這個東西才有資格作為幸福，我們?yōu)榱怂�本身而選取它，而永遠不是因為其他別的什么”�！白宰恪本褪恰盁o待而有”。在莊子那里，幸福的人生就是逍遙的人生，而且逍遙與幸福一樣，是自足而無所待的，幸福、逍遙與金錢、名譽、權力、地位和物欲是否滿足無關。人生所“待”者越多，自由與快樂就越少。或許，大多數(shù)人都會說，金錢、名譽、權力、地位和豐富的物質(zhì)是幸福、逍遙不可或缺的前提，沒有這些，我們拿什么去逍遙？諸位，這是“消費”而不是“逍遙”！表面上看，“消費”是用金錢去交換物質(zhì)，實際上消費是以物質(zhì)的滿足來取代精神的快樂。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