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大地上，西方古典哲學翻譯和研究呈現出令人興奮的進展。不僅由于古典哲學本身的復興，而且由于古典政治哲學、后期海德格爾研究、中西方哲學對話比較等等學科的層層推波助瀾，古典西學幾乎成了一個“顯學”。古代哲學各個主要時期的經典原著基本上被全部翻譯出來，柏拉圖全集、亞里士多德全集的各種新翻譯版本還在不斷推出，國外和國內的研究性專著也層出不窮，蔚為大觀。
　　對古典學的熱切關注有其學術文化上的意義，一個經濟上迅速崛起的大國在文化上亦被期待展示出相稱的水準。況且，古典其實對現代人具有十分切身的相關性。晚清中國士人曾經敏感地將東漸而來的現代性文化定位為千年未遇之巨變。百年之后的中國依然徘徊在這一巨大分界嶺，像青年巴門尼德那樣希望停下駟馬飛車，思索這是否真的是黑暗與光明的分界線。然而，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人類歷史的更大分界嶺已經在前面悄然露頭。如果說市場、民主、國際政治等等都足以推動人們進入熱鬧的古今之爭，那么科技的反常超速發(fā)展會不會帶來更大的歷史性斷裂，人們更不能用“茫然的眼睛和轟鳴的耳朵”回避吧。由于這次科技的突破將發(fā)生在基因學和腦科學，整個人類必須加緊重思什么是“人之為人”(hu—mancondition的一種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