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我們的期待

我們期待《漢譯絲瓷之路歷史文化叢書》的編輯出版有助于切實擴大中國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研究者的視野。許多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的課題，中國學者從未涉足，甚至聞所未聞。有涉及者，也不是從研究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的

角度切入。顯而易見，即使我們只想研究自己比較熟悉的東部，也必須了解 西部。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可能將東部和西部完全割裂開來。

我們期待本叢書的編輯出版有助于中國學者了解和較全面地掌握有關(guān)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的原始資料，以及國外學者理解和運用這些資料的方法。尤 其是非漢語資料。

我們期待本叢書的編輯出版有助于中國學者理解和體會國外有關(guān)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的理論和學說。

我們期待本叢書的編輯出版有助于我們找出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的缺環(huán)、空白，發(fā)現(xiàn)這一學科的發(fā)展趨勢，使我們今天的研究減少盲目性，不僅知當務之急，也高瞻遠矚，有全面的規(guī)劃和長遠的打算！

我們期待本叢書的編輯出版有助于中國學者通過發(fā)現(xiàn)志同道合的外國學者，以便組成聯(lián)合陣線，攜起手來，共同深入探討絲瓷之路歷史文化。時至今日，學術(shù)研究應該可以破除中外之別，特別在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方面。事實上，只有中外學者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使研究更上層樓。

我們期待本叢書和商務印書館正在編輯、出版的《絲瓷之路》學刊和《絲瓷之路博覽》叢書相互補充，逐步形成一個絲瓷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出版物的平臺，更好地為學界同仁服務。

不言而喻，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能急躁冒進，只能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我們能力很差，水平很低，因而殷切期待大家的支持。眾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有更多的學者關(guān)心這套叢書，我們就有信心將她編好。

編者

2016 年 8 月 26 日

英文版第三版序言

盡管近年來我的科研旨趣已經(jīng)擴展到歷史的其他方面，但我對于東歐和東南歐最后幾次遷徙活動的興趣絲毫沒有減弱。在這方面，我一直想出版拙作的修訂版（已進行大量補充），這一修訂版本已在2006年由阿姆斯特丹著名的阿道夫·M. 哈克特出版社分上下兩卷出版。在2004年年底的時候，該版本就已經(jīng)準備付梓，只是由于我當時還有其他的出版項目，預期中的出版計劃不得不意外地被推遲。從2005年至今，由于其他專家的貢獻，關(guān)于該主題的資料得到大量的積累。考古發(fā)掘的拓展產(chǎn)生了相關(guān)的發(fā)現(xiàn)，這些發(fā)現(xiàn)可能為游牧社群的人類學特征、生活方式和文化議題提供了新線索。與此同時，對敘事文獻、外交材料、金石、地圖和錢幣的多方位而細致的分析，揭示了這些社群所占領(lǐng)地區(qū)的政治、民族-人口、社會和宗教，及其與鄰近國家民族關(guān)系的較新或較少了解的情況。在一項綜合性的研究工作中引入所有這些新的多學科資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特別的精力，而這是我當時所難以承受的。

由于這些原因，我極其勉強地讓自己滿足于2006年出版的版本，在其中我糾正了一些希臘詞匯，以及一些東方的和斯拉夫的專有名稱在轉(zhuǎn)錄時所發(fā)生的錯誤。而現(xiàn)在出版一個全新版本已成必要。因為出于一些我無法理解也無法評說的內(nèi)部問題，2006年版的發(fā)行量尤其慘淡，只有極少數(shù)被世界各地的重要圖書館所收藏，專家們也對其知之甚少。當然，隨著歲月的無情流逝，在2006年版兩卷中的某些要點陳述可能已經(jīng)失去吸引力，因為，在此后問世的一些作品之中，這些要點已經(jīng)被新的更有用的細節(jié)材料所覆蓋。然而，雖然冒著被指責為自負的風險，我還是敢說，我對某些歷史事件和現(xiàn)象的陳述與解釋仍然能夠保持足夠的吸引力，特別是因為同仁和后輩們還不熟知這些事件和現(xiàn)象。

在過去十五年多的時間里，更確切地說是在2005年至2022年間，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對于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烏古斯人、庫蠻人和蒙古人遷徙活動的關(guān)注顯著增加。因此，許多研究課題和綜合性論文對于與上述族群及歐亞大陸特有的騎馬游牧現(xiàn)象相關(guān)的一些中世紀歷史問題，都有涉獵。就我而言，我不打算介紹與最后幾次遷徙活動相關(guān)的所有問題的全部參考書目，因為這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因此，我決定只提及與拙作所研究議題相關(guān)的文獻。這些文獻也有助于拙作的潛在讀者擴大他們對東歐和東南歐遷徙活動的了解。我與編輯們一致認為，目前這個版本不需要像2006年版那樣分上下兩卷，而是合成為一卷。

在出版的準備階段，我得到了雅西考古研究所圖書管理員克里斯蒂安·伊西姆（Cristian Ichim）先生、雅西PIM出版社職員瓦倫丁·普羅卡（Valentin Proca）先生的幫助，我謹向他們兩人表示感謝。衷心感謝阿姆斯特丹阿道夫·M. 哈克特出版社主管威廉·科斯（Willem Kos）先生允許重新出版拙作。

2022年9月于雅西、布加勒斯特

英文版第二版序言

關(guān)于東歐和東南歐民族大遷徙運動之最后階段的歷史，所涉及的問題非常多，我無法在本書的羅馬尼亞語版（1999年）或英文版（2003年）中給予全面的解釋雖然我在這幾年中一直專注于此事。鑒于上述版本的可用篇幅較短，涉及游牧部落及其與定居人群之關(guān)系的大部分書面資料和考古資料時，只能或者被忽略，或者被一筆帶過。出于同樣的原因，我們也只能忽略大部分的二手文獻。

為了更完整地描述九至十三世紀遷徙人員的情況，我認為應該對 2003年秋天出版的英文版進行補充。而且，2003年版的發(fā)行量有限，未能在國內(nèi)外得到充分傳播。因此，出版一個新的英文版本是必要的。為此，我出國訪問和搜尋文獻，20022003年期間我掌握了越來越多的最新的歷史和考古文獻。這些訪問是基于羅馬尼亞科學院和奧地利、大不列顛、瑞典類似機構(gòu)簽署的合作協(xié)議框架，以及雅西大學與康斯坦茨大學現(xiàn)有的伙伴關(guān)系，同時也得益于一些著名學者的邀請，例如維也納大學奧地利歷史研究所的赫維希·沃爾弗拉姆教授（Professor Herwig Wolfram, Institt fr 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Universitt Wien）、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院的丹尼斯·迪利坦特教授（Professor Dennis Deletant,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斯德哥爾摩大學考古系的英格瑪·詹森教授（Professor Ingmar Jansson,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tockholm University）和康斯坦茨大學哲學研究所的沃爾夫?qū)?middot;舒勒教授。與柏林的屋維·費德勒博士、埃夫里市的安敦·庫薩先生（Mr Anton Cu?a, Evry）進行頻繁的書籍互贈活動，讓我可以接觸到不太容易獲得的材料，事實證明，他們非常樂意滿足我的需要和要求。亞歷山德魯-庫扎大學歷史系的瑪麗安娜·佩特庫女士和雅西市摩爾達維亞歷史博物館的卡達林·里班先生（Mr C?t?lin Hriban, History Museum of Moldavia）在本書的插圖和電子編輯方面給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幫助。本書是在亞歷山德魯-庫扎大學歷史系和考古研究所同事所營造的互相激勵的氛圍中完成的。

我以最誠摯的問候獻給負有盛名的施瓦茨米爾研究叢書系列的協(xié)調(diào)人、康斯坦茨大學的沃爾夫?qū)?middot;舒勒教授。

2004年1月于雅西

英文版第一版序言

人類遷徙的現(xiàn)象甚為普遍（但因時空不同而形式各異），它標識著人類從起源至今的演進。這種現(xiàn)象最明顯的結(jié)果是：人類元素不斷擴散到世界各地，他們頑強生存下來，以至興旺繁榮。當?shù)乩碇萍s世界空間的擴展時，持續(xù)存在的人口流動為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社群提供了聯(lián)系。

人類世界在人類學、語言和文化方面具有多樣性，而且發(fā)展程度各異，但卻形成了許多趨同點。如果說，通過區(qū)域交流（regional contacts）可以實現(xiàn)文明要素在有限地區(qū)（limited areas）的轉(zhuǎn)移，以及諸種文化交流形式的展開，那么，至少在早期階段，在缺乏一種充分發(fā)展的、充滿活力的人口流動的情況下，很難想象這些文明要素能夠在全球范圍內(nèi)流通和傳播。人類擴散的情況亦復如此。

在生存的旅途中，某些高度依賴環(huán)境的人類社群具有了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歐亞平原的廣大地區(qū)就是這種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地方像這里一樣，能夠讓游牧社會恣意于自己的特殊實踐。由于獨特的結(jié)構(gòu)性質(zhì)，游牧生活體現(xiàn)了因季節(jié)變化導致的規(guī)律性運動，并展現(xiàn)了其活力，旨在為牧人尋找適合密集放牧之地。保護牧群（這是重要的食物供應）的必要性、掠奪周圍人群以增加牧群數(shù)量的傾向性，都是促使游牧社會軍事化的因素，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能慵懶散漫。相反，他們的好戰(zhàn)傾向和進取精神常常讓他們在自己領(lǐng)土內(nèi)部，或在外部（農(nóng)業(yè)社群聚居地），發(fā)生激烈的對抗。

出于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解釋的原因，人類周期性地從亞洲中心地區(qū)向東歐南端遷移，這在廣大地區(qū)引起連鎖反應。與山區(qū)它可以在不可避免的危險中保護人們相比，草原平坦的地勢更容易使人暴露在那些危險之中，而且，在動蕩不安的環(huán)境中，許多族群因受到嚴重威脅而往往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他們要么被更兇猛的敵人消滅，要么被同化。在西歐，大規(guī)模的遷徙運動在公元第一千紀后半期的初始階段就已經(jīng)結(jié)束；與之不同，在東歐，不同強度的遷徙運動一直持續(xù)到下個千紀的頭幾百年。這些大規(guī)模的族群移動在具備洲際規(guī)模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了，而在達到頂峰時刻之后也不斷走向衰落，但是，整個族群移動的進程深刻影響了受波及地區(qū)的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在民族與人口譜系、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結(jié)構(gòu)、文化領(lǐng)域與宗教體系方面引起一些重大震蕩。

大遷徙的時間很長、空間很廣，對此，必須采取一種超越有限區(qū)域范圍的認識論方法，進行綜合性考察。另一方面，對于這些現(xiàn)象的研究面臨著實際困難，因為所搜集和解釋的信息往往分散在各種不同來源和性質(zhì)的零碎資

料之中。盡管存在種種障礙，這個引人入勝的主題已經(jīng)在學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在國際上廣為傳播，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全面考察民族大遷徙時代的情況，需要發(fā)掘新的具有啟迪作用的材料，同時，需要仔細論證既有的敘事性、語言性和考古性的信息，處理更多的爭議問題，因此，跨學科研究是唯一的解決路徑。

呈現(xiàn)給讀者的這本書，只是涉及發(fā)生在黑海-里海地區(qū)、多瑙河中下游流域、巴爾干半島的持續(xù)約5個世紀的民族大遷徙運動的最后階段。這段歷史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的中世紀背景，還在于它的長時段的影響，即當代中歐的民族、人口和文化格局都可以追溯至此。本書目標是展示九至十三世紀主要的移民群體、受其遷移影響的人口與政治單元的一般性信息。因此，我們討論了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烏古斯人、庫蠻人和蒙古人的詞源及其民族結(jié)構(gòu)、生活方式、經(jīng)濟生活、社會政治單元、宗教信仰實踐、政治活動等最基本的方面，而在蒙古人的例子中，我們還簡要考察了他們的法律制度和軍事組織。

本書的核心部分原來是一部多卷本世界史著作的系列章節(jié)，該著作曾計劃在1980年左右出版，后來出版社放棄了這個出版項目。在經(jīng)過實質(zhì)性的修改和補充之后，這些章節(jié)從1991年起成為雅西亞歷山德魯-庫扎大學歷史系系列講座課程的基礎，并在1995年以《九至十三世紀黑海北部地區(qū)民族大遷徙》為書名在校屬出版社結(jié)集出版（共218頁）。為進一步豐富羅馬尼亞歷史學科研成果，在經(jīng)過長時間的醞釀之后，1996年秋天，羅馬尼亞科學院歷史與考古學部批準并部分資助該書的擴充和出版工作書名定為《黑海北部與多瑙河下游的最后一波遷徙浪潮》（共327頁），由雅西的赫利俄斯（Helios）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雖然這個版本的內(nèi)容已經(jīng)比原來的課程內(nèi)容多出了近一倍，但是，由于印刷準備工作緊迫，我們還是沒有能夠最大限度地使用手頭上的材料，而只能選擇一種較為簡略的和概述性的方式展開論述。

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認為，從一個新角度重新審查二十多年來搜集到的豐富的材料，應該能夠引起科學界和知識界同仁的興趣。1999年，我們把修訂方案提交給雅西的歐洲研究所出版社（European Institute Publishing House）的時候，這些材料就立即引人注目。這就是《九至十三世紀東歐和東南歐的民族大遷徙》（共513頁）一書的成書過程。比較而言，雖然1999年的版本幾乎保留 1996 年版本的整體框架，但在具體內(nèi)容上都有大量補充：正文本身、注釋、參考書目、插圖、索引。我們還對一些表達欠佳的地方進行了潤色，增添了一些因電腦編輯程序缺陷而丟失的術(shù)語。這些補充，特別是關(guān)于巴爾干半島移民潮問題的大量補充，使我們考慮更換書名，以做到名實相符。除此之外，這個英譯本也對1999年的版本進行了許多補充。

1995年 和2001年夏天華盛頓特區(qū)敦巴頓橡樹園拜占庭研究所（Dumbarton Oaks, Institute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6年德國學術(shù)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1997年布賴斯高地區(qū)阿爾伯特-路德維希-弗萊堡大學（Albert-Ludwigs University of Freiburg im Breisgau）、1999年 和2000年 康 斯 坦 茨 大 學（University of Konstanz）提供的研究項目，讓我們得以接觸一些在羅馬尼亞圖書館沒有的稀有文本和最新研究成果。這些項目分別得到了基爾大學的邁克爾·穆勒·威爾教授（Professor Michael Mller-Wille from Kiel）、弗萊堡大學的�？�·斯特爾教授（Professor Heiko Steuer from Freiburg im Breisgau）和康斯坦茨大學的沃爾夫?qū)?middot;舒勒教授（Professor Wolfgang Schuller）的推薦。在敦巴頓橡樹園這個極富激勵性和啟發(fā)性的科學團體逗留期間，我們得與歐美一流的拜占庭研究專家進行了交流，例如邁克爾·巴拉德（Michel Balard）、亞歷山大·P. 卡茲丹（Alexander P. Kazhdan）、愛德華·基南（Edward Keenan）、亨利·馬奎爾（Henry Maguire）、喬治·馬吉斯卡（George Majeska）、西里爾·芒格（Cyril Mango）、尼古拉斯·奧科諾米德斯（Nicolas Oikonomidès）、伊霍爾·舍夫琴科（Ihor Šev?enko）、愛麗絲-瑪麗·塔爾伯特（Alice-Mary Talbot）、娜塔莉亞·提特利亞特尼科夫（Natalia Teteriatnikov）、伊琳娜·安德烈埃斯庫-特雷德戈爾德（Irina Andreescu-Treadgold）、沃倫·特雷德戈爾德（Warren Treadgold）、小斯佩羅斯·維里尼斯（Speros Vryonis, Jr.），等等。在德期間，我們有幸在以下地方展開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德國基爾大學的早期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r Ur-und Frhgeschichte der Universitt），波恩的德國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和比較考古學委員會（Kommission fr 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 Archologie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波恩大學史前和早期歷史研究所、中亞語言和文化科學研討會（ Institut fr Vor- und Frhgeschichte der Universitt and Seminar f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t），柏林的德國考古所歐亞系Eurasien Abteilung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弗萊堡大學的史前和早期歷史研究所、歷史研討會（Institut fr Ur-und Frhgeschichte, Historisches Seminar der Universitt），法蘭克福的德國考古所羅馬-德國委員會（RmischGermanische Kommissio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和康斯坦茨大學。我們也著實得益于1997年12月和2001年11月在布達佩斯和德布勒森的游學，這是由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高級學術(shù)論壇合作協(xié)議促成的。這些旅行不但有助于我們在當?shù)夭┪镳^和圖書館進行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們與中世紀馬扎爾問題研究的幾位杰出學者相接觸：例如布達佩斯考古研究所的薩納德·巴林特（Csanád Bálint）、埃列克·本克（Elek Benk?）、埃米·霍爾（Imre Holl）、拉斯羅·科瓦斯（László Kovács）、貝拉·米洛斯·佐克（Béla Miklos Sz?ke）， 布達佩斯的匈牙利國家圖書館的伊什特萬·福多（István Fodor）、卡洛利·米

斯提哈希（Károly Mesterházy）、拉斯羅·雷維斯（László Révész），德布勒森的達理博物館的拉斯羅·塞爾梅齊（László Selmeczi）等。在正常條件下工作的學者，很難想象資料缺乏對于研究的阻礙，因此，非常感激外國同仁的熱心，給我提供了在雅西市圖書館找不到的書籍：柏林的屋維·費德勒博士（Uwe Fiedler）、巴黎的彼得·S. 納斯圖里教授（Petre ?. N?sturel）、莫斯科的瓦勒里斯·B. 佩科哈夫科博士（Valeriǐ B. Perkhavko），等等，他們都是享有盛名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

遺憾的是，現(xiàn)有的印刷篇幅限制了我們在許多主題上使用更多的信息；我們也沒有機會澄清更多的爭議性問題，這些問題通常引發(fā)嚴肅持久的史學辯論。盡管如此，我們希望可以通過對所附參考文獻的細致而富有探究性的分析，來做部分彌補。

我們對于與考察對象地區(qū)相關(guān)聯(lián)的所有現(xiàn)象和事件的分析，都是依賴于書面或考古資料所提供的一手信息；而在偶爾涉及其他地區(qū)的例子時，我們并不必然采用上述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依賴的是二手文獻。我們的結(jié)論顯然考慮到了前輩們在處理相關(guān)問題上所取得的成果。

為了簡化參考文獻的形式，我們設計了一個腳注系統(tǒng)，它主要用來表示書面資料（敘事資料、文書、圖表、碑文等）和考古資料，然后，在較次要的程度上用來表示那些其解釋和論點還未被廣泛認可的作品。與大遷徙浪潮后期歷史相關(guān)的二手資料可參考每章末尾的參考文獻，也可參考通用性參考文獻，后者是關(guān)于整本書的參考文獻。為了避免參考文獻的臃腫，所使用的一手資料就不在通用性參考文獻中列出，而是在正文中列出

因為它們數(shù)量豐富繁多，而且并不總是與爭論的主題相關(guān)。

最后，感謝羅馬尼亞文化協(xié)會（Romanian Cultural Institute）附屬的克盧日-納波卡市特蘭西瓦尼亞研究中心主任伊昂-奧萊爾·波普教授（IoanAurel Pop）和布勒伊拉博物館（Museum of Br?ila）館長伊奧尼·坎迪亞（Ionel Cndea）教授，感謝他們支持這本聚焦于一個復雜的中世紀世界歷史問題的著作（它具有許多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意義）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同樣感謝亞歷山德魯-庫扎大學歷史系的瑪麗安娜·佩特庫女士（Mariana Petcu），是她幫我們掃描了書中的圖片。

2002年4月于雅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