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那年我初中畢業(yè)，面臨三個選擇：報考師范學校，報考上杭一中，抑或替父員。年少的我，其實是更入一中學因為當年我的志向是考上本科到大城市去讀大學，而不是到山城龍巖讀中師。雖然父親的摯友李葆權伯父也力勸我報考一中，但生活的窘困及當時的輿論導向，父親終還是決定讓我報考龍巖師范學校，希望我能盡早“剝谷殼”“脫草鞋”，成為一個“鐵飯碗”的國家干部。正是這一選擇，讓我此生與小學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中考成績出來，讓我亦喜亦悲。喜的是成績在全縣名列前，連當時大家都覺得難的英語分100分我考了98分；悲的是事與愿違，我與上杭一中失之交臂。以至多年以后，我的英語老師黎鵬還在為我未能上高中、讀大學一步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而惋惜。

踏入龍巖師范學校大門，得益于班主任黃莉敏老師的賞識，我擔任83級四班的學。老師殷殷的關懷溫暖著我，從此，我一心撲在學先后獲得優(yōu)秀學生干部、優(yōu)秀學生等榮譽。

1987年，是難忘的一年。

那年是我的畢業(yè)季，我再次面臨人生的選擇：留在市府所在地—龍巖，一展自己獻身教育的宏愿；或是接受分配回家鄉(xiāng)一太拔，從事基層的鄉(xiāng)村教育。我是想留在龍巖的，庚父李榮誠和庚母謝招禧想盡一切辦法讓我留在他們身邊。然而后，因為定向生必須回戶籍屬地工作的政策，所以再次事與愿違，我未能留在龍巖。收拾好一篋行囊和一絲失落的心情，我回到家鄉(xiāng)太拔中心小學任教。

1990年，又是難忘的一年。

那年我得了一個大胖小子，并日順利地被調往上杭縣實驗小學任教。應該說，這次終于得償所原，也是我教育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在這所全縣小學的高學府里我如角得水 勤奮努力，長期擔任畢業(yè)班數(shù)學教學工作，獲、同事的認可、得到家長、社會的贊譽：所帶班集體先后獲得學校、縣級文明班級、班集體等榮譽稱號，本人也多次被評為學校、縣級優(yōu)秀少先隊輔導員、優(yōu)秀班主任、優(yōu)秀教師；所教學生中先后涌現(xiàn)出“英語流利說”的林暉、東南小歌王廖芙夢、龍巖市高考理科狀元梁凌峰等一批優(yōu)秀學生。

00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

那一年，我的教育文章處女作《“操作”在數(shù)學教學中的應用》在《云南教育》（00年第5期）發(fā)表。文章的發(fā)表讓我倍感欣喜，給了我接續(xù)寫作的力量。從此，我開始自覺利用零碎的業(yè)余時間，大量閱讀教育教學有關的理論書籍和報紙雜志，并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把自己對教育教學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轉化成了一篇篇文章。截至21年底，我在家CN教育刊物發(fā)表文章共62篇。

在日常教育教學工作中，我發(fā)現(xiàn)很多老師都有將自己一些好的教學驗的教學案例提煉成教學論文的沖動和想法，卻苦于不知從何入手，覺得困惑和彷徨。于是，有人向我提議：“你有豐富的寫作驗，為何不將自己對教育寫作的驗做系統(tǒng)闡述，并整理成一本書，用以幫助、指導其他教師呢？”同事的建議給我以啟迪。如果把自己二十余年的寫作驗提煉成文，出版成書，不就可以拋磚引玉，給更多的教師提供一個借鑒，讓更多的教師在對教育寫作有更系統(tǒng)、更全面了解的基礎上愛上寫作嗎？同時，這樣不也能讓新的的教學理念和教育理論在更大范圍得到輻射、傳播和推廣嗎？

于是，教學的閑暇，我對自己以往的教育寫作行認真梳理、提煉，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以“如行教育寫作”為主線，把平時散落的“珍珠”一顆顆串聯(lián)起來，完成了《筆尖下的教學：小學數(shù)學教育寫作行與思》的文稿。我想，如果我的寫作驗、研究成果對廣大一線教師能有所啟發(fā)，哪怕只是腦海中一縷靈光的輕閃，或心弦上一聲和弦的微鳴，就足以讓我感到無比的欣慰！

蘇聯(lián)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如果你想讓教師的勞動能夠給教師帶來樂趣，使天天上課不至于變成一種單調乏味的義務，那你就應當引導每一位教師走上從事研究這條幸福的道路上來�！蔽蚁胱龅恼�是這樣一件富有樂趣且幸福的事，愿以此句與諸君共勉！

鐘世文

22年2月于上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