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麗敏
作為新中國文化實踐的
重要組成部分，1949年之
后的女性文學尤其是女性小
說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了與現(xiàn)代女
性文學不一樣的新貌，反映
了歷史巨變時代婦女的特殊
生存經(jīng)驗、社會實踐以及生
活世界的變遷，同時，也從
女性視角觀察并記錄了彼時
各種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
嬗變以及歷史中“人”／社會
的復雜性。
一般來說，1950—1980
年間的女性小說創(chuàng)作大致可
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為1950—1976年，以“十七
年”女性小說為代表，此時
的女性小說創(chuàng)作立足于革命
一社會主義實踐經(jīng)驗，展現(xiàn)
了建立在階級／集體認同基
礎上的激進的婦女想象與書
寫；第二階段為1977—
1980年，伴隨著20世紀70
年代末的社會歷史轉(zhuǎn)折，女
性小說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了承上啟
下的轉(zhuǎn)型態(tài)勢，并借助于對
女性個人獨立性與自主性的
關(guān)注和強調(diào)，對前一階段社
會主義婦女想象與實踐有所
反思和批評，同時也在很大
程度上成為“新時期文學”的
前奏。
1950—1980年問的女性
小說所表現(xiàn)出來的復雜形態(tài)
及其內(nèi)在流變，體現(xiàn)了社會
主義女性文學乃至社會主義
初期婦女生存經(jīng)驗的多元面
向及其歷史演變，如何進一
步認識和把握這一時期女性
小說的內(nèi)涵、特點及得失所
在，值得認真探討。
具體來說，1950—1976
年間的女性小說主要是圍繞
以下幾個方面而展開：首先
，從女作家個人親身經(jīng)歷和
經(jīng)驗出發(fā)，通過對女性尤其
是底層女性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
艱難成長的心路歷程的書寫
，來理解新中國得以誕生的
革命歷史實踐經(jīng)驗及其內(nèi)在
邏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有白朗的《為了幸福的明天
》（1950）、楊沫的《青
春之歌》（1958）、茹志
鵑的《三走嚴莊》（1960
）、劉真的《長長的流水》
（1962）、董速的《在革
命的搖籃里》（1963）等
。在這些作品中，無論是像
邵玉梅（《為了幸福的明天
》）這樣的貧苦女工還是像
林道靜（《青春之歌》）這
樣具有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青年
氣質(zhì)的女性，在動蕩的舊社
會都處在邊緣的、受壓迫的
位置上，這種壓迫不僅來自
于不平等的政治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
也來自于千百年流傳下來的
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還來
自于父權(quán)制／夫權(quán)制控制的
家庭——哪怕是貧苦家庭—
—對于女性的歧視與偏見。
因而，盡管這些女性都被設
計得具有倔強的性格、較為
明顯的自我意識及不認命的
反抗精神，但顯然，僅僅憑
借她們自己的力量，并不足
以打破既有的家庭／社會具
有異質(zhì)同構(gòu)性的壓迫結(jié)構(gòu)。
在這一情形下，“革命”
的出現(xiàn)，無疑為“弱者的反
抗”指出了一條更有力量的
抗爭新路。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底層“草根”女性與革命
的相遇，或者更準確地說，
投入革命的懷抱，往往并不
是建立在自身的覺悟基礎上
，而是要首先借助于更為成
熟的革命者的引導，如黎強
之于邵玉梅，盧嘉川之于林
道靜，李云風之于小戰(zhàn)士“
我”（《長長的流水》），
土改工作人員“我”之于來全
嫂（《三走嚴莊》）……小
說有意思的地方，是往往會
渲染引導者與被引導者之間
所自覺不自覺氤氳著的那種
沒有血緣卻又勝似有血緣的
情誼，甚至有部分作品還大
膽描繪了引導者與被引導者
之間所萌生的愛情關(guān)系。由
此形成了女性以身心高度統(tǒng)
一的方式皈依革命的模式，
并導向了具有高度號召力和
凝聚性的“革命大家庭”的建
構(gòu)。在這樣的格局中所誕生
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展現(xiàn)了
其可感可親的平凡的一面，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與主流的
書寫模式形成了差異。
但是，如何在呈現(xiàn)婦女
解放與階級革命有機結(jié)合所
產(chǎn)生的巨大推進效應的同時
，進一步呈現(xiàn)并把握兩者之
間因不能完全重合所出現(xiàn)的
新的婦女問題，這一時期的
小說雖有所觸及，但總體關(guān)
注得較少，某種意義上構(gòu)成
了其后的女性書寫需要突破
的難點所在。
其次，這一時期的女性
小說還通過肯定勞動的意義
和勞動者的尊嚴，著重刻畫
了新中國成立之后所出現(xiàn)的
新型勞動婦女形象，嘗試在
公共領(lǐng)域中探尋婦女解放的
新路。此類代表性作品有雷
妍的《人勤地不懶》
（1951）、曾克的《第十
四個兒子》（1953）、茹
志鵑的《如愿》（1959）
、草明的《姑娘的心事》（
1960）、羅洪的《女闖將
唐英》（1960）、黃慶云
的《婦女主任》（1966）
等。之所以說這些形象代表
新型的勞動婦女，是因為她
們具備了以下特點：
一是建立了全新的“勞動
光榮”觀念。與通常將勞動
等同于“受苦”“受累”的處理
不同，在《人勤地不懶》等
小說中，“勞動”除了承載支
撐家庭生計的功能之外，更
為重要的，是在倡導自食其
力、自力更生的新社會，成
為婦女們借以驗證自身價值
、介入社會公共空間乃至參
與時代變革的重要路徑。
……
其二，這一時期的女性
小說格外關(guān)注女性婚戀問題
，在此基礎上張揚個人情感
及建筑于其上的個人自主性
的合法性，因此也常常被納
入“新啟蒙”文學思潮的范疇
。這方面作品的數(shù)量相當大
，某種意義上也構(gòu)成了女性
小說轉(zhuǎn)型的一種風向標。這
之中，張潔的《愛，是不能
忘記的》（1979）可以說
開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