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中闡述的自由至上主義被看作能夠與羅爾斯所構建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分庭抗禮的政治哲學，自其誕生以來，一直統(tǒng)治著當代西方政治哲學領域。但是，國內(nèi)外學者往往熱衷于討論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二部分提出的持有正義論，卻忽視了諾齊克在該著作其他部分為最低限度國家之正當性提供的各種辯護。本書的目的是揭露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三個部分為最低限度國家之正當性辯護的各種方式均存在種種缺陷，他所倡導的最低限度國家既非道德上唯一能夠接受的政治制度，亦非唯一能夠實現(xiàn)人們各種共同體理想的政治制度。 針對《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一部分的內(nèi)容，筆者一方面證明諾齊克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提供的各種道德論證均不成功，另一方面揭露“看不見的手的解釋”也不能實現(xiàn)為最低限度國家產(chǎn)生的各個步驟正當性辯護的意圖。針對第二部分的論證，筆者一方面闡釋了自由主義的平等主義者和諾齊克在分配正義領域的各種分歧，另一方面澄清了諾齊克對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的誤解。針對第三部分的論證，筆者闡明無論從理論建構層面還是從現(xiàn)實運行層面諾齊克都沒有證明最低限度國家能夠履行烏托邦框架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