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 用一盞燈點亮另一盞燈

這部書的英文版于1993年付梓，那時我還是哈佛大學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時間快得有些令人難以置信，轉瞬已是三十年。

為撰寫這篇序文，我又從書架上取出張友鶴先生四卷本的《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三會本）作為《聊齋》流傳史上不可或缺的版本，在我多年的翻閱下，它已是殘破不堪。盡管書架上還擺放著諸多其他版本的《聊齋志異》，但是三會本的每一頁上都存留著我初讀《聊齋》以及寫作《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時所做的讀書筆記。這些翻舊的、朱墨圈點的書頁，令我不勝唏噓！隨手翻開，當從頭再讀其中的一篇故事時，竟然再次體驗到了《聊齋志異》初帶給我的驚異與欣喜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些《聊齋》故事，今日讀來仿佛故人重逢，依舊充滿新鮮感，保留著當年令我癡迷的文學魔力。當然，多年來致力于中國明清文學的研究，我現(xiàn)在能夠輕而易舉地看到《異史氏》一書的不完滿之處，包括當時所忽略的一些事實或意義。但再次瀏覽拙著英文原版，我依然禁不住為當時寫作的青春活力所打動。如果說這部書尚有令人滿意之處，那就是它傳達出了我在發(fā)掘《聊齋》故事以及這些故事中隱含的大千世界時，所深深感受到的興奮與激動。

并非所有的《聊齋》故事都是短小精悍的杰作，但相當多的篇章可以稱得上是如此。比如其中的《鞏仙》篇，即可視為蒲松齡藝術創(chuàng)作的一篇自我寓言。蒲公在這則故事中運用了創(chuàng)構幻想世界的一種慣常手法，將一個比喻性的說法轉化為實際發(fā)生的事件。小說使用的比喻是袖里乾坤，即所謂微觀世界中的宏觀世界。在此，一段隱秘的戀情在道士的袖中展開了……當尚秀才與王府曲妓惠哥被無情地分開，鞏道人的衣袖成為二人再續(xù)情緣的神奇秘府。當惠哥因身懷六甲而災禍將至之時，道人再次施以援手先是以風馳電掣之速將惠哥帶入和帶出，助惠哥在其袖中誕下男嬰，而后又迅疾地將嬰兒送至秀才家中。道人探袖之際，嬰兒仍是酣然若寐，臍梗猶未斷也。蒲公這種令人無法仿效的神來之筆，也從這一精心安排的細節(jié)中浮現(xiàn)出來：一段幽情在短短幾段文字中展開，以嬰兒的降臨而達至高潮，而這一切都內含于作為敘事對象的寬敞衣袖的微型空間之中。

初寫作《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時，我憑借直覺將選取的幾個核心故事視為一個需要探尋線索和揭示秘密的啞謎。我的目標并不在于將這些故事看作現(xiàn)實世界的反映，盡管這些年來我也逐漸意識到蒲松齡對待異史氏這一名號的態(tài)度比我初想象的要嚴肅得多：如果我們核查故事提及的官職、地名、年代、事件等輔助性的事實細節(jié)，通常都能找到確切的出處。相反，通過一以貫之的文本細讀法，我對每一則故事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離心式地剝離出故事產生與回歸的文化語境。借此，我讓《聊齋》故事和外在的文學世界互相闡明。

當我著手研究《聊齋志異》時，學界關于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著述依然寥若晨星。我承襲了業(yè)師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所使用的classical tale一語，以對應于中文的文言小說，將之區(qū)別于白話小說或話本。韓南教授于1973年發(fā)表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撰述考》一文，從敘事手法和本體論架構兩個層面，對這兩篇鮮為人知的明代文言小說和其廣為流傳的白話故事改編版，開展了對比研究，這給我的啟發(fā)頗深。盡管《聊齋志異》在明清文言小說集中獨一無二，并且是公認的文學杰作，但當時尚不曾有一本以英文假如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或以任何一種歐洲語言撰寫的研究專著。我有幸得以參考白亞仁（Allan Barr）于1984年在牛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和早期發(fā)表的關于蒲松齡的研究文章這些奠基之作確立了西方《聊齋》研究中考據(jù)學的標尺，亦為我減輕了不少這方面的學術負擔。不過，總體而言，中外明清文學研究中對白話小說的興趣遠遠超過文言小說。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推廣白話文為旨的文化運動的驅動；另一方面則是來自西方現(xiàn)實主義小說道德和藝術建樹的遺產。而我之所以被中國文言小說所吸引，一方面恰恰是因為它動搖了我作為當代美國學者對小說所抱有的成見，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文言小說形式的精練和濃縮它的簡約和跳躍在表達上更接近于詩歌。

此時此刻，記憶猶如開閘的潮水一般，涌回我在北京和山東的次研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