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山河》：
　　整整15年，文天祥在出仕與罷官間反復，做了無數(shù)個大大小小不同職位等級的官，而那名稱也著實讓人記不得了，但文天祥這個名字，卻是刻人了歷史。文天祥的最后一個官職做到了丞相，卻是在國家危難到覆滅之時，在那特別的前夜，道義鐵肩已是責無旁貸。按照一般人的觀點，盡職盡忠也就足矣，可他偏要力挽狂瀾。在此之前，先是應召組織義軍，這時朝廷中的許多大將都棄城而逃了；后是在能否被允進入臨安而待命城外，這時競還有讒臣懷疑他會對大宋起兵，心虛若此。文天祥早該從中看出江山社稷的結(jié)局，可他偏偏要迎上去。南宋末年，由地方官組織的勤王兵似只有江西這一支逾萬的隊伍。有人勸他放棄，說元兵長驅(qū)直入，足下以烏合之眾，前去迎敵，這與驅(qū)群羊斗猛虎，有何區(qū)別？他的回答卻是：“我未嘗不知強弱之比。不過國家養(yǎng)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急，征兵天下，沒有一人一騎前去。我深恨此事，所以不自量力，決心以身殉國。只望天下忠義之士，聞風而起，人眾勢大，那么社稷便可保全了�！贝髷撑R近，他心里放下的早不再是一己的利害與安全。那個早年曾想在和平年代里隱居，并真的騎馬走了江西老家的幾座山想找一適居之地的儒生文天祥不見了，代之以金戈鐵馬、沙場點兵、堂堂劍氣的武士�！捌缴�讀書為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正是這個起意才會產(chǎn)生后來《指南后錄》《言志》詩中如此擲地有聲的話語。
　　文天祥總是夾在兩間。因為正義，因為有意識地要為儒——平生讀書的人一個詮釋、一個集解、一個“正義”，所以那個動蕩的時代才會把他夾在中間。先是夾在南宋朝內(nèi)主戰(zhàn)還是主降的本國人中間，再是夾在投降派與侵略者中間，夾在元人的勸與南宋的棄之間，夾在生還是死這個亙古至今的問題和選擇中間。先是他率領的義軍如此，后是他一人如此。兩間的客觀與一人的決意是那么直線來去，文天祥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了毫不猶豫。他最后做的與他起初做的是一件事。他的選擇，從臨安作為國都的城內(nèi)大臣紛紛棄國而逃——上朝官員曾一度只剩下6個人——而他一個文職人員卻于危機時挺身而出、領兵作戰(zhàn)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出了。而他的這個選擇，更早在他少年時的答卷中便可尋見發(fā)端。那中了狀元的御試策中寫道：“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于鄉(xiāng)校者以是；較藝于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幾何人哉？”這種與當時“士習”的利欲之風的劃界，這種對“利”的批駁，與《孟子》開篇《梁惠王章句上》的開卷相吻合。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劈頭就問不遠千里而來的孟子：“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答得坦蕩而直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笨梢�，中間隔了13個世紀，一千二三百年，儒的義、利之分仍然不濁。而“利之儒”與“義之儒”的區(qū)分卻也只是到了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處才可看得分明�！白咳蛔园斡诹魉渍摺�，這是文天祥給自己的人生定的調(diào)子，此后的身體力行，對于一個內(nèi)心義利涇渭分明的儒士來講，一切都基于那并不難做的知行相疊上。
　　后儒時代對于義的闡釋多在語言層面，太多的文牘案卷簡直要把文人儒士的背都壓彎了，紙上的東西弄得學人忙于應付，少有人再對儒之本有的骨頭的東西加以關(guān)注。自孟子的戰(zhàn)國起到漢，再到北宋，大師不絕，層出不窮；同時，學理式儒的方式亦在悄悄走離春秋時孔子的路。翻讀歷史，似乎漫長的釋義時期只是一個準備似的，直到行動產(chǎn)生，直到有人續(xù)寫上儒之實踐派的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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