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第二點而言，可以通過下面的模式進行解釋。讓我們設想一種情境，大學的課程被調(diào)整為適應一些社會目標，教學和科研將作為一種手段服務于社會目標，且自由思想也同樣作為手段服務于社會目標。當前，只要它們被認為是發(fā)展與履行社會目標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認為是與社會目標相對立時，那么伴隨而來的內(nèi)容則是批判、爭論和寬容受到重視。因此，在社會服務型大學里面，自由思想像公正的中立一樣，將會受到重視，但是這些思想也將導致更多的限制存在，并且當這些思想看起來與服務目標沖突的時候，它們還可能會被拒絕。
　　這些概念性觀點，部分地解釋了對自由制度如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的抵制日益增加的原因，制度的設計旨在去執(zhí)行公正的中立，因為它們阻止了將觀點與獎賞或懲罰聯(lián)系在一起。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機構的本質(zhì)特征，這一機構的目的就是追求和傳播真理。但是在社會服務型大學里面，這些制度很容易被視為實現(xiàn)服務目標的障礙。擁有實質(zhì)自由的個人，很難讓自身束縛于法令和管理條例之下。因此，那些覺得有義務把大學目的局限于公共服務的立法者和管理者，似乎不可避免地會將自由制度視為是大學對社會目標進行靈活適應和積極響應的阻礙。的確，他們相當正確。能確保他們成員個人實質(zhì)性獨立的自由制度的靈敏性，將遠遠低于它們對于社會目標的回應。因此，由于現(xiàn)代大學從自由理念向社會服務理念的轉(zhuǎn)變，自由制度，諸如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將會遭受實質(zhì)性的侵蝕或調(diào)整，而這將被認為是合理的。
　　伴隨著這些分析得出的結(jié)論是，由于現(xiàn)代大學在概念上用同一種制度把自由和社會服務理念糅合折中在一起，關于中立和自由的一致的解決方案在未來將不會出現(xiàn)。很難從沖突的價值觀中得出始終如一的政策。雖然事物的這種狀態(tài)非常有悖于我的哲學敏感，但是我并不相信這種糅合起來的制度是令人反感的。確實，可以從并列起來的自由和社會服務思想中獲得一些實質(zhì)性的啟發(fā)。這樣的制度或許是提供實用知識的有效方式，而同時也能夠避免不加批判地服從社會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困境。在這里，我的基本建議，是制定一項容許激勵與意見掛鉤，但是不容許懲罰與意見掛鉤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提供一種杠桿作用，即通過資源的利用來為目標服務；而同時，又能夠最低限度地降低專門批評家批判造成的不利影響。
　　或許本文可以得出兩個主要結(jié)論。第一，中立不容易被概念化。我的觀點至少說明，關于中立的議題需要通過徹底地分析特定內(nèi)容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通過概念上的猛烈抨擊來處理。第二，分析結(jié)果表明，關于中立和其他自由思想最有意思的問題，是從制度價值發(fā)生的基本變化中產(chǎn)生的，正是在這個領域?qū)Υ诉M行深入的探究將是最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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