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

戰(zhàn)爭是否無可逃避地根植于人性之中？人類天生的暴力傾向和對待同類時極富攻擊性的行為是否有著某種原始的根源？這似乎是人們思索戰(zhàn)爭之謎時最早想到也是最常問的問題。
不過我們究竟如何觀察人性呢？除人類之外的所有動物都有著一種或多或少固定的生活方式，大體上由它們的基因所決定，因此也只能相對緩慢地隨著生物進化而變化，從而使得這樣的生活方式可被認為是自然的。正因如此，對于動物可以有動物學，有動物行為學，若以地質年代為尺度的話，還有進化論，但沒有動物的歷史可言。與之相對，人類將哺乳類的學習能力發(fā)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挖掘出了驚人的潛力。除了祖先生物學上的遺產外，一代又一代人類自行積累出巨量的典章文物、科學技術、行為模式、交流方式和被稱作文化的信仰體系，并將之傳遞給同時代人以及后裔。遠快過生物進化的文化進化極大地改變并分化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這可被看作使人得以區(qū)別于獸的最主要特性。
人類生活在萬花筒般不斷流變的多樣文化之中。文化之間彼此差異懸殊，但總體上它們均為人造之物。我們［4］人類如今與自身物種的起源之間已有天壤之別。結果是，極端的相對主義者、經驗主義者和歷史主義者往往認定人具有無限的可塑性，質疑是否真有所謂人的本性存在。更多情況下，人們均同意在人的塑造這方面，先天與后天、基因與環(huán)境、生理與文化以及硬件和軟件緊密交織、幾不可分。這兩類因素以及它們彼此間頻繁的相互影響，是一個研究人類進化這一非凡現(xiàn)象的人必須時時刻刻加以留意的。
不過我們仍可以很肯定地說，在這一進化過程的起點階段，一種不同于17世紀哲學抽象意義上的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曾經存在。在人屬這一種群約200萬年演化的99.5%的時間里，所有種群成員都有著同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作為狩獵采集者的方式。直到1萬年前（進化史意義上可以算須臾之間）在某些地區(qū)其他地區(qū)還要更晚人類才開始轉向農業(yè)和畜牧業(yè)。這一我們將在后面詳細探討的變革，是一場不涉及顯著生物學變化的文化革新。也就是說，現(xiàn)代人類幾百萬年來通過進化而在生理上所適應的仍是狩獵采集者的生存方式。人類學文本中，原始戰(zhàn)爭這一概念通常被用來描述戰(zhàn)爭的最初形態(tài)，而并未對狩獵采集者和前國家時代的農民做出區(qū)分。盡管這樣的分類有一定價值，還是應當意識到，在進化論的意義上這是把所有人類的原始狀態(tài)和一種較近的文化創(chuàng)新混為一談了。在更晚近時期被國家和文明的發(fā)展所超越的農業(yè)社會，只代表了人類歷史上的冰山一角，在此之前的漫長時光則因為信息的匱乏而被遮蔽在人們的意識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