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是世界范圍內(nèi)的重要課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基礎(ch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也引導中國逐漸走上繁榮富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正如習近平所說：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團結(jié)帶領(lǐng)全國各族人民開辟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確的，形成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確的。
習近平：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頁。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界感到震驚，引起了海外各界人士的強烈關(guān)注和深入研究。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他們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討論更是高潮迭起，成果豐碩，被視為新世紀國際學術(shù)界的顯學。
一、 研究緣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guān)于中國發(fā)展道路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在國內(nèi)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論的焦點問題其實就是如何理解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內(nèi)涵。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著名左翼學者、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阿里夫·德里克（Alif Drlik）曾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在中國國內(nèi)及國際范圍內(nèi)都引起了爭論。在中國國內(nèi)，當今中國社會在進行根本的改革，這種改革在思想上引起中國社會姓資還是姓社兩種觀點之間的激烈斗爭。在國際社會，人們提出諸如革命后社會非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社會資本主義之類的不同觀點
［美］阿里夫·德里克： 《后社會主義： 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2年第4期。。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天兒慧教授更是提出，按原有的概念已無法區(qū)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了。
［日］天兒慧： 《論鄧小平時代》，《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2年第1期。這充分說明，有些海外人士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涵缺乏客觀認識，他們并沒有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沒有中國的貢獻，世界經(jīng)濟早已陷入衰退。
［美］斯蒂芬·羅奇： 《沒有中國貢獻，世界經(jīng)濟早已陷入衰退》，解讀中國工作室《讀懂中國： 海外知名學者談中國新時代》，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頁。盡管中國對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的貢獻越來越大，但西方輿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評述則是觀點各異，甚至有些人受冷戰(zhàn)思維的影響，一次又一次地臆想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將會出現(xiàn)顛覆性的問題。特別是在蘇聯(lián)、東歐劇變后，有些西方人士更是熱烈歡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戰(zhàn)勝了與之競爭的一切意識形態(tài)。美國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提出所謂的歷史終論，認為歷史的發(fā)展只有西方的市場經(jīng)濟和民主政治一條道路；人類社會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發(fā)展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的終點和最后一種統(tǒng)治形式。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并沒有如西方學者所愿，不僅順利地推進到21世紀，而且不斷取得新的巨大成就，特別是在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順利地步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但有些人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政府繼續(xù)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惱羞成怒，他們著意把社會主義中國描述成一個國家政權(quán)與人民群眾完全對立的國度。張維為曾對此進行過精辟的分析，說一些歐洲人甚至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的東德或放大的白俄羅斯，正等待著一場顏色革命。他們對中國作出了很多悲觀的預測，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后中國要崩潰；蘇聯(lián)解體后，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lián)后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后，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xiàn)大動蕩；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mào)組織，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fā)后，又預測中國將大亂。
張維為： 《一個奇跡的剖析： 中國模式及其意義》，《紅旗文稿》2011年第6期。但中國社會經(jīng)濟的持續(xù)、快速、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令西方預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失望。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一些學者受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的制約，無法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迅速發(fā)展的事實。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由于西方無法全面了解中國及中國相關(guān)政策，西方產(chǎn)生了中國綜合癥。這個癥狀表現(xiàn)為心理煩躁、情緒歇斯底里以及將中國妖魔化。
［丹］李形： 《中國崛起與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林宏宇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其實，這些人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也令很多國外客觀、正直的學者極為反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明確指出：隨著中國的經(jīng)濟崛起，中國會對這個世界構(gòu)成什么樣的影響一直是國際學界和政界的爭論熱點。在西方，已經(jīng)有很多波中國威脅論的出現(xiàn)及其隨之而來的各種有關(guān)圍堵中國的論調(diào)。可以說，中國是在一片威脅和圍堵聲中崛起而成為大國的。
［新加坡］鄭永年： 《中國模式能夠被圍堵嗎？》，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9年9月9日。一位曾來中國學習和考察的中非陸軍中校更是直言不諱地說：一些心懷叵測的外國人總是辛辣地批判中國人民，并把其批判建立在西方媒體那些歪曲事實的數(shù)據(jù)之上。
［南非］勒南吉·安德烈·博納旺圖·英加西： 《我對中國的一些思考》，張英利主編《我的中國印象外國軍官看中國（法語篇）》，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頁。國外人士的這些分析充分揭示了少數(shù)人在國際社會上詆毀、污蔑中國形象的險惡用心。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有自己的科學分析和正確認識。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充分表明，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繼續(xù)保持了較高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中國的發(fā)展不僅沒有對世界構(gòu)成威脅，反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正確看待國外有些人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美國知名作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說得好：如果你認為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那么你就有責任糾正外國人的錯誤觀念。
［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為變遷》，呂鵬、李榮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頁。因此，我們關(guān)注國外學者對中國正面評價的同時，也很有必要對國外學者的妖魔化描述給予重視，敢于批駁各種謬說，以期對海外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科學的認識和理解。
盡管在海外關(guān)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和政界人士中不乏冷戰(zhàn)思維的人存在，但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在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依然有眾多客觀分析和正確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觀點，這些觀點對我們?nèi)�面正確地認識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 研究意義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改變了世界1/5人口的生活狀態(tài)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這自然成為海外學者研究的重要領(lǐng)域。俗話說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國外學者關(guān)于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研究的基本觀點，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自己的改革開放歷程，進行有針對性的政策調(diào)整和科學決策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了解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學科的發(fā)展，特別是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是一個重大而復雜的重要課題。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十年來，國外學者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與我們國內(nèi)的相比，有著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往往站在有別于我們的立場，可能會多一些更加理性的分析和縝密的思考，這對推動國內(nèi)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有著十分積極的借鑒作用。再者，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理論體系，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應該具有開放的心態(tài)。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時，提出了許多富有啟迪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可以說，國外學者站在不同于我們的文化背景、思想觀念、意識形態(tài)角度來解讀中國問題，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別樣的窗口。他者的觀點可能更具批判的力度、反思的深度、觀察的寬度和認識的高度。另外，海外也有部分左翼學者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中國改革開放研究，提出了眾多極具挑戰(zhàn)性的觀點，也需要我們給予高度重視。總之，關(guān)注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對于我們拓寬理論視野，提升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的理解和認識，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其次，關(guān)注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加強與國外學者的學術(shù)交流，在國際學術(shù)界充分彰顯中國學者的基本觀點，進而形成中國學派。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既是國外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外學術(shù)界最易于交流的重要學術(shù)領(lǐng)域。我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勢必要收集、翻譯、評析他們的學術(shù)觀點，尋找與他們進行直接對話的機會。通過深入的中外學術(shù)交流，不僅可以使中外學者加深了解對方的觀點，增進彼此間的友誼，而且還有利于大家在重大理論問題上尋求共識。當然，國外學者畢竟是外國人，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常常有霧里看花、隔靴搔癢之嫌，再加上他們往往囿于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和思維方式，對中國很多問題的研究可能會產(chǎn)生誤解。意大利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卡拉雷茲博物館館長阿德里亞諾·馬達羅（Adriano Madro）就深有感觸地說：雖然中國和意大利兩種文明之間的交往自馬可·波羅時期就已開始，可謂歷史悠久，但作為一個意大利人，我也深深感受到，即使在今天，兩國人民之間仍然有著巨大的誤讀。造成這一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意大利人接觸到的關(guān)于中國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帶有某些政治色彩的，在這樣一個語境中，意大利人對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
陳曉晨： 《與中國的一世情緣訪意大利漢學家阿德里亞諾·馬達羅》，《光明日報》2014年2月10日。正是由于國外學者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存在誤讀的情況，他們的有些結(jié)論很可能會偏離事實，甚至會出現(xiàn)前后矛盾的情況，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通過學術(shù)交流，有針對性地發(fā)出中國聲音，闡述中國觀點，講好中國故事，進而在國際學術(shù)界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學派。另外，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國內(nèi)學者與國外學者有一定的差異。我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還有助于我們學習和借鑒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范式，建構(gòu)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體系，形成一系列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
再次，分析海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和基本觀點，有助于我們?nèi)�面考察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總結(ji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jīng)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的規(guī)律，更好地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俗話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人們改造世界，首先要認識世界，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在認識自身方面往往會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國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概莫能外。我們很有必要在客觀分析的基礎(chǔ)上，將海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作為審視自身的重要參照。再者，中國是否崛起？這不是任何人說了就算的，中國人自己說就更不能算。因為還要看別人是否感覺到中國在崛起。所以，我們首先要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應的
杜平： 《中國崛起與外部挑戰(zhàn)》，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7年3月23日。。更為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取得的經(jīng)驗和教訓，很可能會被西方學者拿來與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加以比較研究，來提出他們的看法。我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認真吸收其建設性的意見，借鑒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經(jīng)驗，通過比較研究找出海外學者不同于我們的一些理念、視角和方法，使我們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從中受益。另外，任何客觀公正的國外學者都不會否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時地向國內(nèi)學界和民眾介紹他們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評價，對我們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有著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最后，開展對海外學者的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今世界，制定有針對性的外交策略和國際戰(zhàn)略。面對中國的崛起，國外人士心態(tài)各異。德國學者托馬斯·沙爾平（Thomas Scharping）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中國研究，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西方國家，大都是在經(jīng)濟利益的主導下進行的
［德］托馬斯·沙爾平： 《作為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 歷史與展望》，《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這一觀點道破了西方學者開展中國研究的主要動力和根本出發(fā)點。從表面上看，他們在研究中國，實際上需要解決的是他們國家發(fā)展自身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海外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主要是為其國家利益服務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會成為各國政府決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jù)。美國著名中國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直言不諱地說，他從事中國研究是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他常引用的一句話就是：哈佛對開展當代中國問題研究負有國家義務。
［美］保羅·埃文斯： 《費正清看中國》，陳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國外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常常是其所在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資深顧問，甚至受邀擔任政府官員。如曾在美國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助理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是一位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學者。她在1993年出版的《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書使其一舉成名，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受邀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無疑，海外學者對我國改革開放問題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其國家制定對華政策時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梢姡�開展國外學者中國問題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對我們認識當今世界局勢，向有關(guān)部門建言獻策，以便制定出具有針對性的外交政策和國際戰(zhàn)略可謂意義非凡。
總之，對海外學者的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不僅服從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學術(shù)需要，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有益于黨和政府處理復雜的國內(nèi)外現(xiàn)實問題，有助于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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