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可能沒有比國際關系這一學科更幸運，能如此經(jīng)常地看到各個大國之間頻繁的戰(zhàn)爭與和平、親近與疏遠、結盟與散伙。1812年拿破侖率領大軍長途跋涉，剛剛攻入過沙皇俄國首都莫斯科。而經(jīng)過兩年鏖戰(zhàn),1814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又聯(lián)合盟軍，打敗了拿破侖。而且，當作為勝利者的亞歷山大一世身著戎裝進入巴黎市區(qū)之時，居然又受到了驕傲的巴黎市民的夾道歡迎。此后歐洲雖有幾十年和平，但尚未享有人們所稱的真正“百年和平”。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若干年中，歐洲各國之間的結盟與分離，如同兒戲，處于令人眼花繚亂、反復無常的境地。自然，這遠非吉兆，都預示了爾后迅速爆發(fā)的殘酷慘烈、并且延綿多年的大戰(zhàn)。自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終結大體以和平方式告一段落后，大國之間也保持了三十余年的總體和平。但當世界正在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之際，各大國之間變化多端的結盟與抗爭，似乎又重趨活躍。變局之下，人類能否避免戰(zhàn)爭的災難，雖遠非取決于國際關系這個新興學科領域本身能有多大長進，但無論如何，推進這樣一個知識門類的生產(chǎn)與傳播，理應有助于人類良知趨于成熟。

國際關系與國別地區(qū)研究是一個具有十分鮮明的交叉學科特性的學科門類。即以本書主題所及的俄羅斯與法國關系來說，首先不能離開俄法兩國相互關系的歷史。當人們游歷圣彼得堡的葉卡捷琳娜女皇的宮殿時，多少會為當年這位女皇尚有魄力延請法國啟蒙學者來俄國傳經(jīng)布道而節(jié)節(jié)贊賞。當人們蕩漾于塞納河上，目睹名為亞歷山大三世的大橋端坐于巴黎城市中心，不由發(fā)問，何以以一位沙皇俄國君主的名字命名的建筑會成為巴黎都市中心的一道景觀。對于俄法關系的研究自然也少不了對于各國政治背景、精英階層，乃至于整個國際環(huán)境變遷的考量。為什么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俄蘇國家始終成為法國的盟友?為什么從戴高樂到馬克龍，人們總能夠聽到與其他的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遠不相同的外交立場宣示。對于俄法關系的研究來說，思想與人文硏究尤其是一個極富可挖掘潛能、并且令人生趣的學術方向。國際關系并不僅是和平與戰(zhàn)爭。俄羅斯與法國之間千絲萬縷的文學、藝術、哲學等諸多領域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僅可探究這些心靈的交往是怎樣在強化著相互間關系，同時也可進一步研究精神文明的傳播，是如何為這兩個世界文化大國的精神文明創(chuàng)造提供鋪墊。世紀之交的幾年當中，因為筆者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與法國巴黎高師、巴黎人文之家等機構的合作，曾多次前往巴黎出差。漫步于巴黎街頭，我發(fā)現(xiàn)，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個都市，會像巴黎那樣至少有三到四家相當有規(guī)模的俄文書店。可見，俄羅斯與法國之間交往水平之深入。總之，無論是對于法俄關系，還是對于其他國家間關系的研究來說，學科交叉，很可能是一條盡管依然艱難，但必定會有成效的通道。

值得指出的是，多學科的交叉并不是各個學科門類知識的簡單疊加，更不是從事各個學科的人坐在一起，便可稱為“跨學科”“交叉學科”的學術創(chuàng)造的。至少，任何多學科研究應該具有一個學術研究的特定框架。這個框架不僅能容納各學科的知識，而且，應使得它們各得其所，建立起有機的相互關系。就一般而言，任何多學科下的各個門類的交叉，應該能逐步地形成為獨立于原有學科的新的范疇與方法。到這個時候，才真正是進入了“跨學科”的境界。

本書的作者張紅博士，本身也是一位經(jīng)歷過好幾個學科門類修煉的年輕專業(yè)人士。她本科畢業(yè)于華東師大哲學系；然后碩士就讀于社會學系，在華東師大與法國高師集團聯(lián)合培養(yǎng)碩士項目的學習過程中有機會聆聽中法兩國優(yōu)秀學者的授課，撰寫的論文也獲得法國老師的好評；此后又專攻國際關系的博士學位，獲得法國政府獎學金前往巴黎深造，得到法方主管機構學者的很高評價。留校工作以后，她參與和法國、加拿大等多國學者的學術交往，均獲得國際同行們的贊許。《霸權之側——后冷戰(zhàn)時期法俄相處之道》是作者多年積累基礎上所寫成的部學術著作，非常期待這本書成為她今后學術發(fā)展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見證她進一步的學術創(chuàng)作。

馮紹雷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