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藤井省三（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戰(zhàn)亂中的1943 年，在日本占領區(qū)上海，張愛玲如同彗星般出現(xiàn)，以女性不高的視線，描寫了在世界大戰(zhàn)中崩潰的中華文明與西歐文明的混血都市上海與香港，揭露了傳統(tǒng)家族制度對女性的歧視，啟發(fā)性地告訴人們，新的自由戀愛也不過是用女性與貨幣交換的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之一環(huán)，從而成為現(xiàn)代女性文學的先驅。

本書從認同危機的視角首先考察了太平洋戰(zhàn)爭中的張愛玲文學，繼而論及戰(zhàn)后中國臺灣地區(qū)接受張愛玲文學的過程，以及80年代以降張愛玲文學在中國大陸的復活情形。

認同理論集大成于美國兒童心理學家愛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20世紀60年代的著作《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埃里克森本人應用認同理論對馬丁路德、甘地等人進行了饒有興味的傳記研究。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Leo Ou-fan Lee）運用認同理論著有《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該著作中，李歐梵教授論及了林紓、蘇曼殊、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等七位文人。近，李教授在給我的信中謙遜地稱此書為少作。毋庸置疑，如今，該書已成為經(jīng)典名著，可以說，在世界各國都能見到通過閱讀《浪漫一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其中也包括我。

李教授的《浪漫一代》運用認同理論，共時性地考察了中國現(xiàn)代諸作家的精神史。邵迎建的著作則考察了因家庭解體而造成的張愛玲個人的認同危機；因日本的侵略而引起的上海的都市認同危機；由于日本戰(zhàn)前五十年的殖民統(tǒng)治，以及戰(zhàn)后國民黨的專制而造成的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危機；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70 年代末期發(fā)端的改革及與之相關的開放政策引起的社會主義中國國家規(guī)模的認同危機。本書通過張愛玲這一個文人，解析了從個人到都市，乃至地域、國家的中文圈多層次的認同危機問題。

我認為，在張愛玲研究中同時引進認同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二十年前，在我撰寫數(shù)千字的《浪漫一代》書評之際，曾在引用李歐梵教授散文集中的在西潮的激流中，如何解決中西文化的認同危機？如何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這才是去國十多年來，我一直捫心自問的問題這段話后，寫下了以下文字：

或許應當將《浪漫一代》看作摸索文化認同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記錄吧。對包括我們日本人在內的東方人來說，由于西洋與祖國兩種文化混合而帶來的認同危機這一現(xiàn)代問題，決非事不關己。當閱讀李歐梵的這本心血之作時，或許我們首先應當贊許的，正是這種苦斗精神。

1952年出生的邵迎建在中學時代遭遇了文革，文革后在四川大學學習日語，畢業(yè)后從事了一段時間的翻譯工作，1987年到日本留學，旋即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生院學習。青春期體驗了民族大動蕩，三十多歲出國移居，從這點看，可以說，邵迎建半生的經(jīng)歷與張愛玲有相似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本書可以與李歐梵教授的《浪漫一代》一樣，作為摸索文化認同的中國移民知識分子的自我省視的記錄來閱讀吧。

1995年3月，邵迎建以本書的原文獲得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已分為數(shù)篇文章在日本的學術刊物發(fā)表，頗受好評。由于日本的讀書界對張愛玲文學的認識還很有限，十分遺憾，這篇博士論文一時間未能出版。正因為如此，此書的中文版能在中國面世，令人欣喜。此書將受到中文圈讀者怎樣的評價？作為過去邵君研究生院五年的指導教師，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同伴，我深切地關注著。

1996 年8月13日

日軍侵略進攻上海五十九周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