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山南是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山南的古建筑和遺址眾多，從最早的宮殿到最大的古墓群，再到最古老的寺廟，都有著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內涵及深厚的文化底蘊，因而在西藏文化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據(jù)有關史料記載，藏族起源古代獼猴變人之說便發(fā)生在山南市政府所在地——澤當鎮(zhèn)，澤當在藏語中的意思為“猴子玩耍的壩子”，這種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說與19世紀中葉英國科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不謀而合，頗見神奇。在西藏歷史上，山南曾涌現(xiàn)出不下百余人的名臣、知名學者，以及歷代吐蕃贊普和“七良臣”、“吐蕃七覺士”名垂千古，同時山南還養(yǎng)育出如庫敦·尊追永忠、巴俄·祖拉陳瓦、郭洛·迅努白等聞名于世的史學家和扎囊的13大學者、洛扎的80名大成就者等名垂青史的眾多杰出人物，可謂人杰地靈。山南以她博大的胸懷和聰明才智創(chuàng)造出了豐富多彩的雅礱文化和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文獻，為人婁文明譜寫了一段美麗動人的篇章。
　　山南作為吐蕃故都和文化大區(qū)，古籍藏量大、存放點多、內容豐富。山南市政府高度重視文化保護遺產工作，于2010年正式啟動“西藏古籍保護計劃”，堅持以搶救和保護山南文化遺產為宗旨，陸續(xù)開展了古籍普查登記，古籍保護、修復和整理利用、人才培養(yǎng)等做了一系列工作。2012年以來，山南市文化局（市文物局）正式組織古籍普查人員利用五年多的時間，按自治區(qū)古籍保護中心的要求，對全市12個縣（區(qū)）藏量不同、教派不同的700多座寺廟（拉康）和博物館等古籍收藏單位進行了古籍普查登記和拍攝書影工作。其間共普查到了千余函古籍，從典籍文獻學角度而言，文獻繕造的材質有獸皮、樺樹皮、金石以及藏紙；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字、文學、藏醫(yī)學、天文歷算、哲學等；文獻版本有寫本和刻本兩種，其中寫本文獻大多為雕本印刷未盛行前，9-10世紀藏文書法家，以不同風格書法繕寫的“般若波羅密多經”為主的典籍文獻和11世紀聞名于世的藏族書法大師扎秀、噶瓊、孫巴杰及聶·克當和哎赤體大師等繕寫的精美絕倫的藏文典籍文獻，琳瑯滿目，卷帙浩繁。另外刻本方面，有以往學者無人知曉的13世紀元代刻本、15世紀定日喜噶刻本、16世紀貢嘎刻本、卡多袞色刻本以及隆子·佳玉刻本等珍貴文獻以及當代廣為人知的19世紀拉薩雪刻本文獻等，比比皆是。這些典籍文獻裝幀除傳統(tǒng)的梵夾裝之外，還有縫繪裝、經折裝、卷軸裝等富有時代和地域特征的裝幀形式琳瑯滿目，彌足珍貴。
　　山南市古籍普查中，所發(fā)現(xiàn)的珍貴典籍文獻不勝枚舉，為了進一步挖掘山南市古籍文獻的價值，列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獻。從內容方面看，措美縣噶當蚌巴欽發(fā)現(xiàn)的較為獨特的苯教文獻，對早期本土宗教和文化、民俗等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手資料；從寫經方面看，隆子縣仲嘎曲德寺所藏的吐蕃時期繕寫的“般若波著密多經”被學界稱為“吐蕃御經”，而此次發(fā)現(xiàn)的佛教典籍文獻與80年代國內外學界轟動的敦煌藏經洞發(fā)現(xiàn)的文獻“般若波若蜜多經”的繕寫字體及格武，甚至板框及抄經生的姓氏都如出一轍�！巴罗�御經”的發(fā)現(xiàn)不僅填補了在西藏自治區(qū)境內吐蕃時期紙質文獻的歷史空白，同時也印證了山南是“吐蕃故都”和“藏族溯源”的美譽；從版本方面說，曲松縣拉頂寺發(fā)現(xiàn)了藏文元代刻本文獻。就文獻版本學角度而言，此次古籍普查中發(fā)現(xiàn)元代刻本的文獻實物，將藏族雕版印刷出現(xiàn)的時間提前了近三百年；從藏漢文化交流方面看，此次發(fā)現(xiàn)的“吐蕃御經”和72世紀繕寫的吐蕃贊普后裔阿達·袞聶經部工布紙上、有漢地墨繕寫成的《般若波羅密多經》等珍貴文獻的尾跋題記等諸多方面，折射出這些藏文典籍文獻是藏漢文化交流的智慧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