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劉海龍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也對新聞傳播研究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直接可以觀察到的變化有兩個。一是研究者在社交媒體上接受各類信息的狂轟濫炸的同時，出于專業(yè)本能，調(diào)轉(zhuǎn)槍口，將這些疫情期間出現(xiàn)的各類新聞、傳播現(xiàn)象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在危機時刻，新的媒體技術和公共危機如何影響信息環(huán)境、公眾意見及文化。例如本書中陳力丹的論文通過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記錄了疫情期間新聞界和學術界微信群的各類信息及其爭論，為進一步研究疫情期間知識菁英的信息接觸與反應留下了生動翔實的記錄。同時這種研究思路及方法也為我們探討類似的公共事件提供了新視角。劉鵬則將焦點從過去新聞研究關注的機構媒體的新聞生產(chǎn)，轉(zhuǎn)移到了用戶的新聞生產(chǎn)上，總結(jié)了疫情中用戶參與新聞生產(chǎn)的方式和類型。疫情期間的這些鮮活案例展現(xiàn)了新媒體技術對新聞場域規(guī)則的顛覆，也為媒體與平臺管理者反思疫情期間新聞的治理的得失提供了新視角。
除了疫情期間信息流動，病毒擴散本身也提供了一個觀照傳播觀念及其理論預設的契機。用流行的說法，就是把病毒作為方法，探討如何拓寬傳播研究的視域。本書所選的單波的文章提出，我們在理解傳播與交往時，應該將病毒等生物與無生命的物納入普遍交往的范疇。拓寬傳播研究的想象空間，思考傳播的生物多樣性基礎，進而深入到生物間的多樣性關系情境之中，建構人類回應萬物并與萬物共存的傳播空間，從權力支配關系的傳播力和對象化的傳播術之中走出來，通過理解人與病毒共同進化的歷史，理解萬物之間相互依存、人與萬物的互動關系，從而真正理解萬物皆媒所構成的社會交往關系。另一篇病毒的傳播學則以病毒傳播與人際傳播的區(qū)別為例，說明過去傳播學所理解的傳播不過是一般傳播概念的一小部分，只覆蓋了信息的傳播，而沒有包括像病毒傳播、實踐與物的擴散、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等現(xiàn)象中的物質(zhì)傳播。我們有必要恢復在信息論的影響下被遺忘的傳播概念中交通的傳統(tǒng)，從傳播的視角思考那些不屬于信息傳播的現(xiàn)象。無獨有偶，英國傳染病專家亞當庫哈爾斯基（Adam Kucharski）在《傳染》一書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思路，不過他是反向而行，從病毒傳播的規(guī)律出發(fā)，推及其他社會傳播現(xiàn)象。 張磊和章戈浩則走得更遠，從疫情導致的社會降速和疫情期間媒介對死亡的報道引申開去，探討媒介的時間性、傳播中死亡的意義、當下傳播研究中對生死溝通的忽視以及數(shù)字來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讓我們在生存論的意義上，發(fā)現(xiàn)傳播研究與人類境況相聯(lián)結(jié)的多種可能。正是病毒的去蔽，讓光照進了過去傳播研究的盲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病毒造成的社會斷裂懸置了正常條件下人與傳播的理所當然的關系，讓上手的傳播成為在手的傳播，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傳播的意義。
如果說疫情對傳播研究的個影響是讓研究者直接關注疫情中的傳播問題的話，第二個影響則比較間接。疫情期間居家隔離，浮躁的加速世界驟然降速，反而讓研究者有更多時間投入沉思生活，對之前的熱門話題做冷靜思考。根據(jù)我個人的不完全觀察，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整體上比較喜好追逐新概念、新話題，粗放式擴張，不愿在一個問題上深耕，導致簡單重復，缺乏核心理論與獨特貢獻。這幾年隨著媒介技術的發(fā)展，傳播領域的新話題與新概念層出不窮，在國內(nèi)形成了一波概念和理論的新浪潮。《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過去幾年也收錄了不少新銳的探索性文章。潮水總會退去，概念狂歡后還剩下什么才更重要。開辟新路的思想總是不夠成熟，缺乏深度，比如現(xiàn)在看五四一代的研究，就有元氣充沛但不夠嚴謹?shù)母杏X。在大火燒荒初步開墾后，必須要有后來者精耕細作，做更煩瑣、嚴謹?shù)墓ぷ�，播下的思想才能真正扎根大地，結(jié)出豐碩果實。
疫情中的獨居與沉思，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熱門話題和重溫冷門話題的契機。從本書中選出的文章便可見一斑。有的回到思想史的起點反思當下的狀況，有的對概念及觀念的譜系進行梳理，還有的援引哲學和社會學的資源打開思考傳播與媒介的思路。這構成了一道病中絮語的風景。
黃旦從報刊思想史的角度，提煉出中國近代的兩個關于報紙媒介的概念――報紙與報館。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戈公振，注重報紙媒介的物質(zhì)本質(zhì)，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注重媒介組織的功能。這兩種思想構成了中國近現(xiàn)代媒介觀的基礎。不過二者均有盲點，必須保持對話，才能實現(xiàn)以報刊媒介為視角的全面的歷史考察進路。胡翼青、王煥超的論文則對媒介理論的四個學派：媒介環(huán)境學、德國媒介技術哲學（柏林學派）、媒介學和媒介化理論之間的差異進行了對比，反思了各個理論的見與不見，同時認為若它們相互對話，有望整合成為更完善的媒介理論，糾正經(jīng)驗學派功能主義將媒介視為實體的弊端。曾國華的文章則從哲學史的角度，梳理了媒介物質(zhì)性的思想譜系，為傳播研究中的這一新話題提供了更廣闊的人文主義背景，與章戈浩和張磊2019年發(fā)表的討論媒體與文化分析中物質(zhì)性轉(zhuǎn)向的文章相映成趣。 宋美杰將媒介地理學中的非表征理論引入傳播研究，以期從人文學科的宏觀角度說明傳播并不只是一個僅僅圍繞著信息、符號和表征展開的概念，而是應該將非表征的對象也納入傳播概念。這和前面提到的《病毒的傳播學》的思路殊途同歸。孫萍的研究也有這個特征，她以外賣騎手勞動使用的電動車作為案例，探討了作為交通的傳播如何受到電動車、電池的影響，并與數(shù)字勞動聯(lián)系起來，打破了物質(zhì)與信息的二元對立，同時也擴大了傳播研究的研究范圍與現(xiàn)實關懷。她對外賣騎手的系列研究也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對于傳播學科來說，信息論的引入是一件無論如何強調(diào)都不為過的大事，因為它不僅被施拉姆用來整合了來自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的知識，建構了傳播學的知識體系與學科體系，同時還通過概念與隱喻，塑造了傳播研究的知識型。然而今天來看，信息論本身所蘊含的信息與物質(zhì)的二分法卻妨礙了我們理解新的傳播現(xiàn)象。同時，源自密碼學和工程學的信息概念，追求精確的量化表達，也將傳播學與人文傳統(tǒng)割裂開。換句話說，信息概念的適用性具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它并不是傳播核心的要素。因此，回到根本的知識概念有利于克服上述兩個弊端。其實在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Robert King Merton）的觀念里，傳播研究與知識社會學就是同義詞，只不過研究角度和風格有所不同。本書中《作為知識的傳播》一文重訪歷史的十字路口，展現(xiàn)了探索傳播的另一個若隱若顯的路徑�？上驳氖�，近幾年這條路上也逐漸熱鬧。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和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挾技術的影響，以知識為視角的新聞與傳播研究成果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編了幾年《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回過頭看，每年的研究話題與風格都存在差異。今年的話題具有了一些自省的風格。在反思傳統(tǒng)研究框架、狂飆突進地引入新資源的同時，也須即時對它們再語境化。這意味著一方面要對其語境和譜系做全面深入的探討，防止生吞活剝，另一方面，也要讓這些新資源與中國的經(jīng)驗相互對話，扎下根來，才能產(chǎn)出新的思想和理論。以媒介環(huán)境學為例，何道寬老師等二十多年來翻譯引進了大量資源，這個學派理論的中譯本在中文傳播學中的比重遠遠超過了媒介環(huán)境學在全球?qū)W術中的比重。但是反觀中國的媒介環(huán)境學研究，不僅參與者數(shù)量不多，背景也不如北美的多元（北美的教育學、歷史學、哲學、文學、人類學，甚至物理學都涉足該領域）。這就讓我們疑惑：究竟是理論移植出現(xiàn)了南橘北枳問題，還是該理論本身存在問題或是具有時代局限性？這個現(xiàn)象值得我們好好反思。近年來引進的媒介考古學，在中國展開時也遇到類似困境。因此，引進資源、打破原有思維和研究框架，只是步，若只破不立，沒有大量研究者參與接下來耐心細致、坐冷板凳的研究工作，理論創(chuàng)新恐怕永遠只是一個口號。
疫情和技術對傳播的影響揭示了被傳播研究過去忽視的物有多么大的力量。后疫情時代的傳播研究還會出現(xiàn)什么變化，還充滿未知數(shù)。這本小書只能為2020年新聞傳播研究拍張快照。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其他原因，還有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并沒有收錄進來，不少話題只能留待今后的《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再予以關注。
后再提一個花絮。在聯(lián)系本書一位作者時，她在微信里回復了一句話：《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是當年我考研和讀研究生時一直讀的一本書，轉(zhuǎn)眼都十年了，很有感情。那個時候是陳力丹老師在主編和撰寫，轉(zhuǎn)眼間讀者已經(jīng)成為作者。雖然這不是我的功勞，但是能與有榮焉地繼續(xù)編輯新版的《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見證學者的成長，讓人覺得這件不起眼的事情并非完全沒有意義。
這個工作能繼續(xù)，首先仍然要感謝各位作者慷慨地同意本書收錄他們的大作，同時要感謝參與新聞學與傳播學年度綜述，并且對每一章進行文字編輯的博士生束開榮、吳欣慰、于瀛、孫彤昕、秦藝丹、段世昌、張世超和丁依然。還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策劃編輯翟江虹繼續(xù)支持這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