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節(jié)選）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詩歌發(fā)展到了唐代，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成千累百的詩人在那一時期先后出現(xiàn)，他們以各有特色的詩篇，從多方面來反映那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面貌，使后來的讀者真如置身山陰道上，但見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應接不暇。在那眾多的詩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白居易的詩歌，不僅在數(shù)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詩人流傳下來的都要多，在內(nèi)容上反映社會生活也是較為廣闊的，而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更顯示了他自己的特色。

白居易的詩歌在當時不僅流傳于他的朋友之間，在宮廷和民間、甚至在國外也曾經(jīng)廣泛地流傳過；在唐以后的歷史上各階層的讀者中間也有廣泛的影響。在今天，白居易的詩歌也還有不少的篇幅博得了人民的喜愛，人民把它當作祖國文學中的瑰寶，珍視著它，熱愛著它，并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作為滋養(yǎng)料，以促進社會主義的新詩歌更加迅速地成長。但是，在那些篇帙浩繁的白居易的詩歌中，也有在今天看來是無益的部分，這是必須加以區(qū)別和抉擇的。為了批判地繼承這一份祖國的寶貴的文學遺產(chǎn)，我們嘗試編選了這一部《白居易詩選》；為了幫助初學者理解這位歷史上的杰出詩人和他的詩歌，對于白居易所處的時代和他的作品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我們在這篇前言和有關的注釋中也略加一些介紹和分析。

一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生活在和我們迥然不同的時代。他誕生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所謂中唐時期。他的先世原是太原人，后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但他本人卻出生在新鄭（今河南新鄭），后又遷居滎陽。他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卒于武宗會昌六年（846），中間經(jīng)歷了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個朝代。那曾經(jīng)是集中的統(tǒng)一的和強大的唐帝國，已逐步走向它的下坡路，宦官專權于內(nèi)，藩鎮(zhèn)割據(jù)于外，封建統(tǒng)治集團正處于分崩離析，即將瓦解的前夕。這中間，雖然有一兩個皇帝曾經(jīng)希圖中興，無奈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沒落的命運。而在另一方面，農(nóng)民革命的風暴也還沒有起來，李唐王朝建國初期對于農(nóng)民所作的某些讓步，某些改良的措施，曾經(jīng)施行過的一些仁政，已經(jīng)蕩然無存。例如，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一些負擔的租庸調(diào)法，和行之雖不徹底但對于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仍有一定作用的均田制，這時都已遭到了破壞；代替它們的是新的壓迫和剝削。大地主的莊園土地日趨集中，以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農(nóng)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降為農(nóng)奴或奴隸。兩稅法代替了租庸調(diào)法，剝削是更加殘酷了。此外，還有不少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如間架稅、除陌錢等，甚至是公開的掠奪，如宮市、白著等，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人民受著熬煎，到處是混亂，到處是黑暗。在這樣的時代里，一個正直的詩人能有什么光明的出路呢？

光明的出路是沒有的。

白居易就是在憤激、苦悶和矛盾中，度過了他的一生。

……

二

任何一個古代的偉大詩人，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都不是單純的而是相當復雜的，白居易自然也是這樣。

白居易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nèi)容上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這反映著他在創(chuàng)作這一些詩歌時的生活和思想的變化情況。從大體上說，在他的早年的作品中，白居易更多地著重于思想內(nèi)容和題材方面的發(fā)掘，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則更多地著重于藝術風格和藝術形式的探求，雖然在他的許多優(yōu)秀的詩歌中（不論是早年的或晚期的），題材和風格、內(nèi)容和形式大都是密切結合、和諧統(tǒng)一的。在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思想上和生活態(tài)度上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基本矛盾，這就是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矛盾。這一種思想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曾經(jīng)多次地表現(xiàn)出來，而集中也完整的表述，則是他的著名的《與元九書》中的一段話，他說：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覺仆詩，知仆之道焉。其余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fā)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在這里所說的主要是他對于出處進退、立身處為世的見解；在這里，他又談到了對于自己詩歌的看法；同時，他也說明了他的奉而始終之的道和言而發(fā)明之的詩的關系。這樣的一個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和創(chuàng)作中是長期地并且也是普遍地存在著的，只是它的表現(xiàn)的形式時有不同而已。大致看來，在他的創(chuàng)作的早期，在寫《新樂府》和《秦中吟》以及其他的諷諭詩的時候，在他的思想里，兼濟的思想占據(jù)著主導的地位；而當他處在無可作為，無法施展政治抱負的時候，或是在政治上遭受到打擊或排斥的時候，特別是在他的暮年，飽食閑居，皈心佛教的時候，獨善的思想則占據(jù)了主導的地位。而在更多的時候，更多的場合，不論是在他的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或雜律詩中，兼濟和獨善的思想則是互相摻合在一起并且又是互相矛盾著的。當他看到了在烈日炎炎下拾麥穗以充饑腸的農(nóng)婦的時候，在他寫《觀刈麥》的時候，他想到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nóng)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他感到了內(nèi)心的愧疚：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他想到要為人民做一些好事。當他穿上了新制的布裘的時候，他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他認為：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他產(chǎn)生了這樣的愿望：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wěn)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ā缎轮撇剪谩罚┧�在諫官的崗位上，固然寫出了像《新樂府》、《秦中吟》之類目的在于兼濟的詩，當他遭受到打擊的時候，在他的轉(zhuǎn)徙生活中，路過洞庭湖時也寫下了《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這樣的詩。在這首詩中，他想到了當時如果能有大禹這樣的人出現(xiàn)，化水患為水利， 來解除人民的疾苦，那是如何的好��！他即使是在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在那夾雜著很濃厚的佛家思想的《開龍門八節(jié)石灘詩》（二首）中，也還沒有忘記那一些大寒之月，躶跣水中，饑凍有聲，聞于終夜的舟子；當他想到自己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時，便感到適愿快心。從總的傾向上看，在兼濟和獨善的矛盾中，兼濟的思想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

……

三

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才能是多方面的，為了敘述上的方便起見，我們把他的詩歌分為諷刺詩、敘事詩和抒情詩三方面來考察，而沒有按照他自己原來的分類，即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來敘述。不論是在諷刺詩、敘事詩、抒情詩或是其他的題材方面，他都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優(yōu)秀的詩篇。指導著白居易進行創(chuàng)作的是他的政治觀點和文學觀點，特別是在他的《新樂府》和《秦中吟》這兩組詩里，這一些觀點表現(xiàn)得更加鮮明而突出。在《新樂府》的序言中，他明白地告訴讀者，說他之所以要寫這一些詩是有所為而作的，他是有意識地繼承著《詩經(jīng)》以來的文學傳統(tǒng)，用詩歌來為他的政治主張服務的：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反對那一些嘲風雪，弄花草的脫離現(xiàn)實生活和斗爭的創(chuàng)作傾向。他在《策林》六十八、六十九中，論及文學和政治的關系時，也表示出同樣的觀點。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思想指導之下，白居易寫下了大量的詩篇，這一些詩都是有所為而作的，為著他的進步的政治觀點服務的，這是他的詩歌的主流，他的詩歌中的精華部分。

……

從全部白居易的詩歌看來，他的詩歌語言是通俗易懂、明白曉暢的，但同時又是經(jīng)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的。老嫗解詩自然是一個虛構的流傳于詩壇上的佳話，但是，從這個傳說中，我們也不難理解，詩人在語言藝術上是下過一番工夫的。在明代評論家胡震亨的《唐音癸簽》中，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以作為白居易在這一方面努力的佐證。我們很難設想，詩人不在語言上作過這樣的一番努力就能達到如此高度的藝術成就。

……

四

白居易的詩歌，我國古典文學中可寶貴的遺產(chǎn)之一，毫無疑義，是應該由人民來繼承的。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我們后來者的責任。這一個選本，就是企圖按照這個原則進行整理編選的嘗試。在選目方面，我們較多地選入了思想上比較健康和藝術上比較成熟的作品，但同時也選入了少數(shù)代表作者思想上較為消極一面的作品，以供參考，目的在于盡可能使讀者得以了解白居易和他的作品的全貌。在�？狈矫�，我們以較早的宋本為依據(jù)；但也并不一味迷信宋本，我們的態(tài)度是擇善而從，遇有異文，我們即選擇其中較為合適的一種；為了節(jié)省篇幅，不另作校勘記，和注釋文字結合在一起處理。在注釋方面，我們除了對于一般讀者認為困難的詞句和典故加以注解，更著重在作者創(chuàng)作這一些詩歌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情況以及作者生平和他的交游活動等方面，這一些，可能也是讀者在理解詩篇時所感需要的。注釋文字，力求簡要；遇有可供參考的較重要的資料而為注釋所無法包容的，則采取備考形式，放在注釋的后面。此外，我們又嘗試對于白居易的詩歌加以初步的編年，至于編年所依據(jù)的理由，必要時也略加論述。書末附有關于白居易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簡要年譜，也是為了供讀者閱讀時的參考。由于水平的限制，無論在選目、�？薄⒆⑨�、前言或其他整理工作方面，缺點和錯誤一定難免，我們熱烈地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教。

本書編選時，在選目方面曾經(jīng)得到許多專家的熱情幫助，謹在此深致謝意。

王士菁

一九六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