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薛天緯

在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戲劇、小說等敘事類文學是在元、明、清各代才充分發(fā)展起來的；在此之前，以抒情為基本特征的詩歌，一直占據(jù)著文學的主流地位。所以，中國被稱為詩的國度。唐代（618907）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作為一代之文學的唐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是割不斷的，歷經(jīng)一千三百多年，直到今天，唐詩仍然是每個社會成員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一個人只要接受過初等教育，就能背誦幾首唐詩。并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約定、也幾乎沒有任何其他選項，李白《靜夜思》這首小詩至今仍是牙牙學語的幼兒的語言文學教材，年輕母親都會用床前明月光的文化乳汁哺育孩子的心田。可見唐詩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唐詩數(shù)量巨大，清代康熙年間官方編成的《全唐詩》，收詩近五萬首。唐詩的選本，在唐代就出現(xiàn)了，歷經(jīng)宋、元、明、清，傳世的唐詩選本有六百種以上。然而，惟有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原名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一枝獨秀，時至今日，仍在社會上廣泛流布，承擔著普及唐詩的任務。這是有原因的。首先，蘅塘退士在《序》中說，此書是作為家塾（相當于今天的小學）課本，俾童而習之，它原本具有普及讀物的性質。其次，《序》中又說選詩的原則是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換句話說，這些詩篇在千年以上的傳播過程中經(jīng)歷了讀者大眾的鑒別篩選，所以，總體上可以視為五萬首唐詩的代表作。讀者嘗鼎一臠，便能領略唐詩的一般風貌。

唐詩的優(yōu)秀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后世讀者喜愛，就本質而言，是因為其內在生命中含有人性的基因。《唐詩三百首》中除了一首《烈女操》具有反人性傾向外，其余詩篇無論表現(xiàn)何種題材內容，均從某一角度反映了人性的一個側面。人性是一個廣義的話題。諸如愛情、親情、友情、鄉(xiāng)情等世俗人性，在《唐詩三百首》中都有生動反映。除此之外，人性還有更重要的內容，就其大端而言，有三個方面：

一是希望人生有所作為，人生價值得以實現(xiàn)。對于唐人來說，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途徑就是步入仕途，報效朝廷，在為國家建功立業(yè)的同時，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唐代實行科舉制度，選官用人空前地公平公開，從而極大地激發(fā)了廣大讀書人的用世熱情，因而唐詩中多寫宏偉不凡的人生抱負，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岳》）的少年壯志，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孟浩然《洞庭湖上張丞相》）的入世渴望，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李白《行路難》）的強烈自信，以及許多邊塞詩所抒寫的立功疆場的豪情，都包含了張揚人性、實現(xiàn)人生目標的積極意義。當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時，詩人則會發(fā)出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李白《行路難》）的浩嘆，產(chǎn)生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的煩憂、甚至發(fā)出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將進酒》）的呼喊，這是人性與社會現(xiàn)實沖突時迸射的感情火花。

二是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格獨立。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又不可能不受社會的約束，尤其在追求功業(yè)的過程中更難免要以犧牲自由為代價。面對現(xiàn)實，詩人們或者如李白那樣身在朝廷而堅守自我，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或者轉向世外尋找另一個擺脫了世俗的天地，來獲得精神補償，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王維《山居秋暝》）的幽靜山林，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孟浩然《過故人莊》）的溫馨田園，都令人精神解脫，心曠神怡。山水田園詩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

三是對生命、對弱者（包括蒼生黎庶）的關愛與同情。唐詩中許多批評時政的篇章，固然顯示了詩人關切政治的宏大襟抱，但出發(fā)點仍是對弱者的同情。比如杜甫《兵車行》、張籍《沒蕃故人》等反戰(zhàn)之作，王昌齡《長信怨》、朱慶余《宮中詞》等宮怨詩，無不展現(xiàn)了詩人滿含惻隱之心的悲憫情懷。詩人對生命的關愛還會超越人類而及于花鳥蟲魚等物類，如孟浩然《春曉》對落花的憐惜，崔涂《孤雁》對失群雁的系念，同樣能撥動人的心弦。

唐詩的豐富內容難以備述。一些詩句雖然并不顯示明確的思想意義，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有些詩句甚至意思朦朧而難得確解，如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李商隱《錦瑟》），但讀來卻能愉悅人的心靈，給人以美的享受。另一些詩句則富有哲理意味，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王維《終南別業(y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草》）、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李商隱《無題》）等，啟人心智，耐人涵詠。

唐代詩人享有充分的創(chuàng)作自由，詩人們盡情揮灑各自的天分與才能，杰出詩人無不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李白號稱詩仙，詩風豪放飄逸；杜甫號稱詩圣，詩風沉郁頓挫。王維的山水詩被蘇軾譽為詩中有畫（《書摩詰藍田煙雨圖》）；孟浩然的田園詩則被聞一多評為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唐詩雜論·孟浩然》）。同是邊塞之作，岑參詩奇峭壯偉，高適詩感激浩蕩。白居易詩風平易曉暢，他的長篇歌行《長恨歌》、《琵琶行》一經(jīng)問世便廣為傳誦，以至唐宣宗在悼詩中寫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李商隱詩風朦朧幽深，他的《無題》詩被王蒙比喻為混沌的心靈場（見《雙飛翼》）。捧讀《唐詩三百首》，確能領略到從山陰道上行（《世說新語·言語》）那種應接不暇的美。

《唐詩三百首》按詩體編排。五言古詩在漢代興起，讀來有滄桑古樸之感。七言古詩又稱歌行，句式雖以七言為主，但長短變化沒有任何限制，是一種自由、能發(fā)揮詩人才情的詩體，李白、杜甫都是寫作歌行的高手。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五、七言絕句總稱格律詩（五絕中有非格律的古絕，如王維《鹿柴》），格律詩孕育于南朝，至唐初定型，成為唐代常用的詩體。此外，、三、五、六諸卷目錄中有標出樂府者，是因為這些詩的題目出自漢魏晉南北朝古樂府或唐代新樂府，就詩體而言并特殊處。至于樂府為何物，是一個專門話題，則不能細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