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之軟與國家之硬

許暉的《身體的媚術》

《身體的媚術》有一個副標題：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許暉在封底的文字中如此解釋：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表現(xiàn)為沒有自己的身體，即身體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呼吸和悲喜的肉體，而是被附加了人身依附、政治權謀和哲學理念的社會化了的身體。簡單來說，身體不是屬己的，而是屬他的。這里的他指向權力，或曰掌握權力的國家。許暉書中寫到的所有身體事件，都表現(xiàn)出身體與國家之間的糾纏錯結。

顯然，在這場 軟與硬的歷史悠久的對話中，身體永遠處于下風，而國家始終高高在上，面目威嚴。

御用文人與圣誕異象

關于國家的威嚴與強硬，《詩經·小雅·北山》中有句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句話并非出自帝王之口，它是第三人稱。如果是人稱，就意味著自上而下的要求和宣諭，比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說的朕即國家。第三人稱與之相反，它表達著自下而上的認同與維護。于是，透過《北山》這兩句詩，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的身影。

在《身體的媚術》中，許暉考證了御用文人的源頭王的御者。御者白天為王前驅，晚上還要在馬圈里刷馬，伴隨著馬的擾動，御者不免哀嘆自己的身世……御者在馬圈里哀鳴的時間久了，言為心聲，歌以詠志，遂誕生了馬圈文學，純粹干體力活兒的御者慢慢就轉變成了專事歌詠的御用文人。

許暉以辛辣的筆觸，將御用文人與自宮者等同而視。自宮者揮刀切去了男根，御用文人閹割掉了自己的精神，身體動作雖然不同，本質卻如一：他們都是自愿的取媚者。取媚者付出高昂代價，收獲了豐盛的回報。自宮者進入幽深后宮，為帝王管理他的三千佳麗；御用文人走上前臺，為帝王高唱贊歌。

漢儒無疑是御用文人的模范。在漢武帝劉徹的全力支持下，漢儒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文本闡釋運動，為先秦殘留文本注入嶄新的內容。在朱大可看來，這種文本闡釋運動是一種更機智的湮滅和焚燒，比秦始皇的焚書厲害得多，它用君王的歷史法則的陰險火焰，去涂抹（修改、編撰和取消）歷史本文中的事實與真理……闡釋大師們秉命而生，說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們的姿態(tài)、聲音和語句，成為他們之后兩千年中所有臨摹者的范本。（朱大可《中國神話的識讀革命》）

許暉的敘述，首先指向那一系列范本和摹本的開端。在歷代官修史書的堂皇話語中，帝王、圣賢的誕生神話突�，F(xiàn)身，以《本紀》《世家》《載記》之名，放射著令人迷惑的巨大輝光。許暉把它們摘出來，放在了《身體的媚術》一書的開篇，名為《異象：圣誕》。這種安排本身，就是對范本的戲仿，而許暉不加一句評論，僅僅將它們羅列并嚴格對譯成現(xiàn)代語言的刻意的莊重，使《異象：圣誕》成為一個喬裝打扮的反面的摹本，為整本書奠定了批判和嘲諷的基調。

官修史書熱衷圣誕神話，目的無非是通過增加帝王的魅力，確認帝王的權威，強調帝王統(tǒng)治的合法性。在帝王遼闊的國土上，無數(shù)身體俯首稱臣，跪伏于前排的，就是這些口吐蓮花、筆走龍蛇的知識分子們。他們通過捏造圣誕神話，將帝王塑造成為道德完美、權力無邊的救世主，以此領受帝王的恩賜。而在通向國都的大道上，更多祈求進入國家心臟的身體蜂擁而至。這些已經或者即將被國家征用的身體，從此淪為權力的工具和媒介。

透過充斥國家歷史的圣誕異象，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柔若無骨的身姿，聽到了他們謹慎悅耳的聲音，讀到了他們閃爍其詞的錦繡文章。他們，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不自愿的。自愿者身國合一，內心充滿歡樂，不自愿者將精神從肉體中分裂出來，面帶微笑，內心痛苦。但是，不管自愿還是不自愿，當他們投身于歌頌國家的唱詩班，誰都難逃身體媚術的指責。

媚與臣

所謂媚術，當即獻媚逢迎之術，或與中國古代的房*術絲縷相關。左民安先生解釋，在甲骨文中，媚是一個跪著的女人，頭部用一只大眼睛表示，眼睛上部是兩彎長眉，表示好看。媚字的本義是美好，由此引申出喜歡與討好兩層意思。

后宮是身體媚術的起源之地，匯聚了天下女人之美，衣香鬢影，蕩心娛目。然而，作為身體美學的淵藪，后宮同時也是一座小型的戰(zhàn)場。許暉說：后宮的鐵律是爭寵、妒忌和因此導致的壽夭。在《后宮：身體美學的次淪亡》和《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兩篇，許暉極為詳細地描寫了后宮的帝王爭奪戰(zhàn)，以及由此導致的經久不息的身體改造運動。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和起源于后宮的三寸金蓮，堪稱后宮身體媚術之極，而劉邦寵姬戚夫人慘絕人寰的遭際則成為后宮之戰(zhàn)血腥的場面它用身體丑學取代了身體美學。自此之后，在后宮的范疇之內，為了鍛造對天下一人的媚術，對身體美學的戕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后宮，徹底完成了它的語義轉換。

起源于后宮的身體媚術，在帝王的朝堂上被發(fā)揚光大。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說：非獨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士宦者，做官之人，帝王之臣，而臣字的本義乃是奴隸，在甲骨文中，也是用一只大眼睛來表示，只不過這只眼睛是豎著的，表示它在俯首。包括御用文人在內的群臣跪伏于地，山呼萬歲，與后宮群芳美目流波爭相獻媚的場景遙相呼應，在天下一人的帝王看來，本質上并無區(qū)別。

媚與臣，在它們誕生之初，即呈現(xiàn)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使它們擁有了彼此隱喻、替代的廣闊空間。翻閱史書，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帝王還是他的臣子，都已習慣自如地運用這種隱喻。虞翻被孫權放逐到交州，喟然而嘆：自恨疏節(jié)，骨體不媚，犯上獲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唐太宗李世民喜愛魏征，放聲大笑：人言征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新唐書·魏征傳》）

帝王樂見臣子嫵媚，因此高明的帝王力圖掌握一種支配人體的高超技術，以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隆兑�(guī)訓與懲罰》）這種統(tǒng)治技術與三寸金蓮上的裹腳布有著相似的功效。在《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一篇，許暉寫道：金蓮僅僅是一雙腳，層層纏裹的結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連走路的功能都弱了，纏得比三寸還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動都要人抱著才行。喪失行走功能的三寸金蓮，在滿足男性的性期待方面，實際上變得更有用，就像舉動疏慢的魏征，使李世民擁有了善于納諫的美名因而更加具有帝王魅力一樣有用。

無疑，魏征是幸運者，所謂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已是專制統(tǒng)治下理想的畫面。只是如此明主賢臣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shù)。大多數(shù)時候，如魏征這般不順主上之意、冒險進言者，下場都極慘，比如許暉寫到的伍子胥（被賜死）、屈原（被流放）、司馬遷（遭宮刑）……許暉懷著敬意撫哭這些國家的流亡者叛徒，以及為對抗強權而殘身、犧牲的先秦刺客，使之與蟻群般的取媚者劃清了界限。

一組對照

許暉重點關注的身體事件大略可以分為三類：放逐、殘損、消亡。顯而易見，這三類身體共用一個賓語，即身體，而主語都有兩個：國家和身體的所有者。以國家為主語的身體事件是相對容易評判的，其內涵清晰明了：國家對這些身體不滿意，因此施以規(guī)訓與懲罰。當主語為身體自身時，身體事件的內涵便具有了多重性。

公元前99年秋天，漢將李陵在前有敵兵、后無援手的危險情況下，內心百感交集：當生死關頭國家棄臣于不顧時，臣該如何抉擇？是力戰(zhàn)而死，還是生降匈奴？李陵選擇了后者這是一種嚴厲的自我放逐，李陵不出意料背上了叛臣的罵名。許暉寫下《生降：丈夫不能再辱》一文，以近40頁的篇幅，細考李陵事件的前因后果，為李陵辯護。此文是全書的華彩樂章，大開大合，痛徹肺腑，但盡管如此，許暉仍然將敘述盡量限定于追索歷史的真實面目，從現(xiàn)實人生的角度，剖析李陵驚心動魄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參照，許暉寫到了與李陵有過交集的蘇武。蘇武是一個堅如磐石的愛國者，他被匈奴流放于遙遠寒冷的北海牧羊，身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但始終不改對漢朝的忠貞。那么，當蘇武與李陵在匈奴的土地上相對而視之時，兩人各自心緒如何？對身負勸降使命的李陵而言，與蘇武的相遇，無異于重溫當日抉擇之苦痛。雖然面對李陵的勸降，蘇武未加一句詈詞，但李陵終究無法避開自我的道德詰問。多年之后，面對漢廷的召喚，李陵拒絕回去，他的回答被許暉用作了此文的標題：丈夫不能再辱。這意味著，他認同了李陵抉擇：盡管痛苦縈懷，身負罵名，但人必須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

許暉說：在背叛和守節(jié)的兩極，李陵和蘇武的形象對峙著，又互為補充，形成了中國史上兩種為的人格癥。況味難辨只有這四個字才能形容盡兩人故事和兩種人格癥中的復雜意味。

張承志在評價李陵事件時說：當他無家可歸，朝廷執(zhí)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張承志《杭蓋懷李陵》）雖然國家不義，叛變卻只能也許是正道，而且悲壯。

李陵事件的言說困境，蘊含著一種深刻的無奈。

相比之下，岳飛的遭遇更像一則寓言。岳飛背上有一枚刺青，盡忠報國。《孝經》說：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缎⒔洝愤�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將不孝列為大亂的根源之一。因此，當岳母把盡忠報國四字刺刻于岳飛背上時，已然違背了儒家的孝道，成為岳飛悲劇人生的鋪墊和隱喻。在《刺青：國家主義的刺青》一篇，許暉說：這枚令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歡呼雀躍的刺青，從此就沉甸甸地壓在岳飛的背上，在每一處歷史的拐角，痛徹肺腑地提示著他的使命。 岳飛的使命就是他的宿命報國必須盡忠，而盡忠的極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許暉寫道：永遠、永恒、永不退色、萬世不易是國家主義烏托邦的終極理想，它渴望把這枚刺青刺進每一個臣民的背上和心中。通過岳母的行為，我們看到國家完成了這一壯舉，而岳飛此后的政治生涯，正如他不惜毀傷身體一樣，成為不斷越界的人生。當他的越界行為終于超出帝王忍耐的限度時，他被國家徹底放棄。

岳飛面對一日接連而至的十二道金牌時，他的遭遇實際上與面臨著兩難抉擇的李陵有著某種深刻的相似性。李陵要回去，岳飛要出去，從現(xiàn)實與公理的角度看，他們都是對的，但國家都予以拒絕。岳飛能否不顧一切，揮師北上？不能，否則他就是國家的叛徒，像李陵一樣。岳飛背上的四個大字，成了他一生的夢魘，把他牢牢圈在國家嚴厲目光的審視之下，終把他推上了國家的祭壇。

茍活于胡地玄冰之中的李陵縱然痛苦、寂寞，終究做了一次身體的主人，而身披刺青慷慨赴死的岳飛，不過是國家祭壇上眾多祭品中顯眼的一道。

兩種改寫

身體事件的復雜之處，不僅在于事件本身，還在于傳播這些事件的角度和策略。伯夷、叔齊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伯夷、叔齊兩兄弟是古代隱士的代表，司馬遷將其高置于《史記》七十列傳之首。在他們之后，更多層出不窮的隱士被歷史記載下來因隱而顯，道出了隱的秘密。假的隱士，我們可以拎出一大堆，比如高臥東山時刻準備復出的名士謝安，住在終南山里翹首北望長安的盧藏用。伯夷、叔齊的隱，是無道則隱的真隱，他們以周朝不仁不孝得天下為恥，義不食周粟，采薇為食，后餓死。

在《潔行：采薇的怨歌》一篇，許暉提出，伯夷、叔齊并非死于無食，而是死于不食，不食的原因是他們的道德優(yōu)越感出現(xiàn)了巨大的裂隙野有婦人指責他們說，你們不吃周粟，吃薇菜，可是薇菜不也姓周么？

但是這個婦人的出現(xiàn)是可疑的，無論《史記·伯夷列傳》還是《莊子·讓王》，都沒有提到她，她的身影似乎早出現(xiàn)在劉向的《列士傳》中，而劉向是西漢著名的儒學家，生活在司馬遷之后。我推測，這位發(fā)出嚴厲指控的婦人，很可能是漢人添加的。漢人之所以這么做，正如張承志在《滿山周粟》中所說：不食周粟的典故，潔則潔矣，卻使聰明的中國人對它感到顧忌。因為它和中國人的歷史，有那么一股子別扭。周革殷命，從此開辟正統(tǒng)的譜系，而伯夷、叔齊竟以之為不義，漢儒如何能接受？

這個半途出現(xiàn)的婦人身后，依稀閃過御用文人的嫵媚面容和國家嚴峻的目光。她的尖銳指控，類同于國家的道德脅迫，讓兩位不合作者變成了被嘲諷的對象。因此，與其說伯夷、叔齊陷入了道德困境，還不如說他們陷入了儒家的改寫和闡釋。

屈原遭遇的是另一種改寫。

被昏昧國家放逐的屈原，懷抱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的高潔之心，懷石自投汨羅，以決絕的一躍，完成了對國家的無情嘲諷。在《放逐：兩個人的端午》中，許暉說：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只屈原和伍子胥，許暉考證，端午節(jié)起源于紀念伍子胥）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于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tǒng)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jié)日，只要專制尚未*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tài)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jié)日的譜系。

但是，端午節(jié)終究還是進入了官方節(jié)日的譜系，因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改寫了端午節(jié)的內涵，端午節(jié)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jié)和龍舟節(jié)，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擔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

事實上，國家意識形態(tài)改寫的不只是端午節(jié)的內涵。在一年一度的浩大紀念活動中，叛國者（伍子胥）和流亡者（屈原）被推入幽暗的角落，一枚枚隱約的刺青在五月五日的人群中露出燦爛的笑容。

結語

《身體的媚術》是一本令人沉痛的書，閱讀的過程，如同在觀賞一部身體戕害大全，場面絢麗、荒誕而殘暴。即便本書的后半部命名為《愛情考古》，寫盡歷史上的妖嬈女子，卻依然充斥著陰謀、仇恨和死亡，仿佛是為前半部《身體的媚術》填漏補缺。我們如同進入了一個國家主義的無物之陣，幽閉黑暗，戕害無處不在，令人絕望。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身體媚術的歷史，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xiàn)實，你可以在各種場合發(fā)現(xiàn)它的身影：官場、職場、風月場……一個新舊雜陳的無物之陣。

有學者認為，魯迅終找到了反抗無物之陣的三種策略：用真的聲音彌合語言與真實的裂縫；用看對付被看；用權力對抗權力。作家的權力就是寫作，許暉的策略就是這本《身體的媚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