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厥的資料和研究狀況 
　　突厥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突厥史則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6世紀中葉，突厥興起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準噶爾盆地一帶，隨著實力的不斷壯大，開始向外延伸擴張，建立政權，鼎盛時期曾掌控亞歐草原及周邊地區(qū)。突厥政權從8世紀中葉開始衰落，統(tǒng)治地域被其他政權或部族不斷占領，部眾散落，漸漸淡出史冊。研究突厥史的資料，漢文史料的記載為豐富，非漢文史料也不少。國內外學界研究突厥史的時間較長，且研究內容廣泛，所獲成果頗豐。 
　　第一節(jié)　突厥的資料 
　　有關突厥的漢文史料記載，相對其他文字文獻而言較為豐富。“突厥”之名在漢文史冊始見于542年。從此，與突厥有關的歷史被當時或后世史家著錄，其名不絕于史。在廿四史中，《周書》*早立《突厥傳》，之后，《隋書》《北史》《舊唐書》《新唐書》相繼設有專傳。在其他類別的史籍中，《通典》《唐會要》《太平寰宇記》等史書也立有“突厥”專目，集中記載其史事。除了這些專傳和專目之外，還有許多與突厥有關的內容散見于各類漢籍史書及碑志、文書等當中。 
　　國內外學者從20世紀初就開始搜集有關突厥歷史的漢文史料，至今可謂成果頗豐。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從“正史”中摘錄了西突厥、“西域諸國”及相關人物的列傳，從僧人行紀中搜集了有關西突厥的記載，又從《冊府元龜》中摘錄了有關西突厥的零散記載，并把這些材料匯集成書，于1903年出版。我國學者馮承鈞把沙畹的這部著作譯為漢文，并以《西突厥史料》為名，商務印書館于1932年出版，中華書局分別于1958年和2004年再版。馮承鈞的譯本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對沙畹搜集的漢文史料進行了�？�，還以附注的形式提及疑誤、糾正錯誤等，提升了沙畹書的學術價值。我國學者岑仲勉對沙畹書中所搜集的漢文史料進行補缺及考證，以《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為名，中華書局于1958年出版、2004年再版，從而進一步完善了沙畹書的內容。劉茂才（Liu Mau-tsai）的《東突厥史料》一書，體例與沙畹書相似，其內容包括漢文史書中有關東突厥的專傳和專目，以及相關部落的記載和散見史料等，于1958年出版 、1993年再版。在各部輯錄史料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岑仲勉的《突厥集史》，中華書局于1958年出版、2004年再版。此書中搜集的漢文史料更全，為學界青睞，其內容包括散見史料編年輯考、突厥本傳校注及突厥人物的列傳碑志校注等。岑仲勉對所搜集的每條史料的年代、字句以及史料所記人名、部名、地名和相關史事等都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焙捅嫖��？梢哉J為，岑仲勉的這部著作奠定了學界研究突厥史的史料學基石，成為涉及該領域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當然，從岑仲勉書出版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其間新發(fā)現(xiàn)的突厥史料數(shù)目可觀，又發(fā)現(xiàn)了傳統(tǒng)史籍的新版本，古籍整理工作有了新的進展，學者也不斷運用新的科技手段進行分析、研究等，因此，有必要對其著作進行補充和修訂。吳玉貴的《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一書，正是出于這一要求編纂而成。這部著作幾乎將有關突厥第二汗國的漢文史料搜集一空，并在體例上改變了以往的專傳、專目與散見史料分開輯錄的方法，而是把專傳和專目內容拆開，與散見史料一起進行編年輯考。該部著作對每條史料進行了非常細致的校訂，提出很多新觀點，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另一部搜集突厥史料的著作是薛宗正的《突厥稀見史料輯成——正史外突厥文獻集萃》。這部著作將正史除外，以《冊府元龜》為主，又以《唐會要》《通典》《全唐文》《文苑英華》《文館詞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為輔，全面搜集了有關突厥的史料。這部著作的上編是史料系年，就是把每條史料按編年輯考；下編為文獻集萃，把漢文史料所記有關突厥的內容分門別類的輯錄，又搜集了非漢文如粟特文、突厥盧尼文、古藏文、古希臘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資料�？v觀前人的史料搜集與整理工作，與突厥有關的漢文史料的挖掘已經(jīng)很深入，校勘考訂工作也做得非常詳細。 
　　突厥盧尼文碑銘是研究突厥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突厥盧尼文是突厥民族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字，學界因該文字的外形與古代北歐諸民族使用的盧尼文（Runic）相似而命名之。突厥盧尼文碑銘是突厥人用自己的文字刻寫自己的歷史，所以史料價值很高。19世紀末期，突厥語言學家湯姆森（V. Thomsen）和拉德洛夫（W. Radloff）成功破譯了突厥盧尼文，從而拓展了研究突厥歷史的史料范圍。與突厥歷史有關的內容相對保存完整的突厥盧尼文碑有《暾欲谷碑》《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闕利啜碑》等，以及*近新發(fā)現(xiàn)的《克爾克斯敖包碑》。 
　　《暾欲谷碑》于1897年發(fā)現(xiàn)于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市（Ulaγan baγatur）東南約60千米的巴音朝克圖（Bayan .oγtu）之地，有大小兩塊石碑，記錄著突厥汗國功勛大臣暾欲谷一生的偉業(yè)。大石碑高243厘米，四面刻字，共35行；小石碑高217厘米，四面刻字，共27行�！蛾I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于1889年發(fā)現(xiàn)于蒙古國后杭愛�。ˋru qa.γai aimaγ）哈拉和林蘇木（Qara qorin somu）赫碩柴德木（kü.iye .aidam）之地的鄂爾渾河東岸，記載了闕特勤和毗伽可汗兄弟二人一生的功績。兩碑并立，間隔約1千米，皆為唐朝工匠雕刻，盤龍碑額和龜趺底座，碑高375厘米（《毗伽可汗碑》稍高些），寬122—132厘米（碑的上部窄，下部寬），厚44—46厘米。兩碑的西面刻漢文，而南、東、北三面刻盧尼文，兩碑的三個棱角、龜趺以及西面的部分處也刻有盧尼文。《翁金碑》于1891年發(fā)現(xiàn)于蒙古國前杭愛�。�.bür qa.γai aimaγ）翁金河（O.γin γool）之旁，距《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赫碩柴德木南約160千米，發(fā)現(xiàn)時已斷裂為幾塊。此碑內容是阿史那骨咄祿時期突厥汗國復興的歷史。不過，碑主是誰并不清楚，從碑文內容來看，其主人可能是骨咄祿之弟咄悉匐。該碑東面和南面刻寫著盧尼文，共12行字；南面上方又有較短的7行字，記載著立碑和刻文者情況；碑前所立殺人石上又有1行字，記錄了殺人石主人之名。《闕利啜碑》于1912年發(fā)現(xiàn)于蒙古國中央�。═.b aimaγ）德力格爾汗蘇木（Delger qan somu）葉克赫碩圖（Yeke kü.iyetü）之地，其內容記載了闕利啜一生的功績。此碑高190厘米，寬65厘米，厚20厘米，東、西、南三面刻盧尼文，共28行；還有橫著寫的1行字，內容為刻文者的狀況，但未寫其名。關于此碑主人闕利啜身世不是很清楚。從碑文所記內容來看，他生活于骨咄祿和默啜可汗時期，參加了很多建立汗國和向外征服的戰(zhàn)爭，應該是骨咄祿族人�！犊藸柨怂拱桨�碑》于2016年5月由蒙古國特 伊德爾杭愛（Т. Идэрхангай）和策 巴圖圖拉嘎（Ц. Бaттулга）在蒙古國巴彥洪格爾省（Bayan ho.γur aimaγ）博查干蘇木（Bo.ihan somu）西北45—50千米的拜達爾河（Baidar γool）西北岸發(fā)現(xiàn)。此碑為殘碑，屬于某碑的斷裂部分，南、北、西三面刻盧尼文，共8行。此碑內容屬于突厥第二汗國建立時期的歷史，碑主為毗伽啜莫賀達干，應屬于骨咄祿家族人，但確切身份有待進一步研究。 
　　關于以上介紹的碑銘，國內外很多學者均有釋讀研究，并出版其相關研究著作，如Ramstedt G. J. 、Gerard Clauson、René Giraud、С. Г. 克利亞什托爾內（Klyashtorny）、Malov С. Е. 、Hüseyin Namik Orkun、Talat Tekin、Л. Болд、M. Шинэх 、Mehmet .lmez、Erhan Ayd.n、小野川秀美、森安孝夫、韓儒林、岑仲勉、耿世民、芮傳明等。 
　　除突厥民族以外，回鶻、黠戛斯等也有以盧尼文刻寫的碑銘。與回鶻有關的碑銘有《磨延啜碑》《鐵爾痕碑》《鐵茲碑》《蘇吉碑》等。在葉尼塞河流域發(fā)現(xiàn)的70余座墓碑則多與黠戛斯有關。此外，年代和內容不太清楚，且內容相對簡單的小型題記刻文也不在少數(shù)。在蒙古國境內發(fā)現(xiàn)了百余處石崖或器物上刻寫的突厥盧尼文。*近，在蒙古國蘇赫巴特爾�。⊿ükebaγatur aimaγ）董瑾席勒（Dü.gin .irege）之地新發(fā)現(xiàn)了大型的帶有突厥盧尼文墓碑的祭祀遺址，但刻文內容相對簡單，重復刻寫了兩三句話。中亞草原地帶也發(fā)現(xiàn)了幾十處突厥盧尼文石崖刻文，內容較為簡單。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交河洞壁、內蒙古自治區(qū)達茂旗查干敖包（.aγan obuγa）等地也發(fā)現(xiàn)了突厥盧尼文刻文。這些突厥盧尼文資料，也有多寡不同的與突厥歷史文化相關的內容。 
　　有關突厥史的粟特文史料不多，但很珍貴。粟特文是居于河中地區(qū)（即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人使用的文字。突厥人曾借用粟特文。目前發(fā)現(xiàn)的以粟特文記載突厥歷史的碑刻有《布古特碑》和《小洪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