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產(chǎn)生，意味書寫材料的產(chǎn)生。印度古代的書寫材料主要是樺樹皮和貝葉。貝葉是印度多羅樹（即棕櫚樹）的葉子（Patra，音譯“貝多羅”或“貝多”）。按照印度的氣候條件，這兩種書寫材料都不宜長期保存。另外有些書寫材料，如竹、木、布、獸皮、金屬和巖石等，由于不實用，不可能普及。中國的紙張至遲在七世紀(jì)末葉傳人印度，但一時不可能廣泛使用。此后，中國的造紙法也傳人印度。盡管如此，紙張直至近代都未能在印度完全取代貝葉。以蘇克坦卡爾主編的《摩訶婆羅多》精校本第一篇為例。他所利用的六、七十個抄本大多是十六至十九世紀(jì)的抄本，其中雖然紙抄本居多，但貝葉抄本仍不少，還有個別樺樹皮抄本。
　　這樣，由于印度古代缺乏合適的書寫材料，文化領(lǐng)域里長期保持遠(yuǎn)古時代口耳相傳的方式。現(xiàn)存整個吠陀文獻中，幾乎找不到任何關(guān)于書寫的知識。盡管我們不能據(jù)此斷定吠陀時代根本不存在書寫，但毋庸置疑，口耳相傳是當(dāng)時學(xué)習(xí)、掌握和保存文化知識的主要手段，書寫居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至多偶爾用作輔助手段，因而不屑一提。又如，中國古代前往印度取經(jīng)的高僧在游記中寫道：“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保ǚ�顯《佛國記》）“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于紙葉。”（義凈《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但實際上，法顯、義凈和玄奘都搜集到大量梵本貝葉經(jīng)，攜帶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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